民国上海度政始末

度量衡与天文立法、音律三者是我国中华古老文明的基础,是民众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凭借,是百物制度的标准,也是国家政权统一的象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民国时期,地处东部沿海的上海市,开始了全市度量衡标准的划一与度量衡新器的推行工作,最终完成了划一工作,促进了民国时期上海经济社会的发展.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     

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问题的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中的公共秩序问题

公共秩序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和对外国法院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上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有关理论对公共秩序的涵义、公共秩序的适用标准、适用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后的法律适用、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为此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11条提出修改意见.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天津永租契约探微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民国初期山西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以来,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民国初期,山西省公署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在禁烟和天足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使山西农村的人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同时在山西的垦荒造林、兴修水利和栽桑养蚕等事业中有效地利用了这些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农业经济的发展。     

民国元勋程德全——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新说

民国元勋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与“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国建立的两大典范模式。正是在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六省五天内宣布光复。同时程德全以苏州之财力组建江浙联军,督师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岌岌可危之际,在南京确立了革命的新基地。苏州和平光复使江南财赋不再为清廷所有,清廷失去东南漕粮与财经支持而无法持久。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转折点在苏州。程德全就是推动这一历史转折的民国元勋。但近百年以来,对程德全的历史评价缺乏公正。“和平光复”是“投机革命”之说盛行。近十多年以来,史学界对程的历史功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对于程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于民国创立的重大历史贡献,依然存在认识不足,需要重新加以铨释。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民国前后古代戏曲文本的印行看戏曲观念之变迁

任何主观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戏曲刊刻印行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民国前后戏曲文本的刊印活动正是伴随着戏曲观念的变化而展开的,甚至是互动的。当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人们刊印戏曲不仅可供文人们作案头消遣之用,它还可以作为传播新思想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媒介。这以后人们逐渐关注戏曲文本自身的价值而非仅仅看作是某种工具或手段。因此,当戏曲文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戏曲文本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