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乡村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

转型时期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结构比较复杂,存在着公权力下的权威和自然“生长”的权威以及特定背景中的权威并存的现象,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面对转型期乡村权威结构的现状,必须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入手,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     

鲍罗廷与1927年的土地问题之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1927年,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当时任国民党顾问的鲍罗廷,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从支持、实行土地革命转向放弃、反对土地革命,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习一语还是学习二语？——墨西哥聋孩E.M.现象分析

先天性聋哑的15岁男孩E.M.已经掌握了许多关于世界的知识.他在大脑中贮存知识的那种方式在功能上相当于普通人的语言,所以E.M.学习西班牙语是学习第二语言.因为聋哑人获得知识的方式不同,他们组织知识的方式和表达信息的方式也不同于从先辈那里获得知识的普通人,所以仅仅掌握粗糙知识系统的E.M.要学习精密细腻的有声语言很困难,并不是因为错过了语言习得关键期.     

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身份探究

法律翻译本身具有国家实践性质,国际商务法律文本制定呈现国际化趋势,法律术语翻译多有不对等现象,这些都对法律译者主体的身份提出新的要求。商务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co-drafter ）身份定位具有合理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译本中的“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置留权”的误译,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译者认识自身作为法律“共同起草人”的必要性。     

周敦颐及其道德起源论述评

周敦颐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在其思想中,论证极为严密、影响较为深远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理论：一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二是溯源于“诚”的道德观,亦为其哲学思想的两大支柱.其道德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相承接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使新生政权得到民众的认可、支持和拥护,成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探索与实践的双重任务。为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在党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运动,在全社会开展改造旧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恢复、整顿旧有的群众性文化事业机构,进行戏曲改造和对农民群众进行扫盲等方式,大力发展群众性文化事业。为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党又在成立各类干部教育学校,改造整顿高等院校和设立各类哲学社会科学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归属考辨

五代十国时期,归、峡二州前后归属颇有不同,后梁至后唐庄宗伐蜀前,归、峡隶于前蜀;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归、峡二州方始改属南平(高氏荆南),其间又屡有反复,归州归属尤其如此;逮至天成、长兴之际,归州重入南平,南平以荆、归、峡三州为基本疆域范围的格局至是最终得以确立。其后的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而未改,并一直延续到乾德元年(963)南平亡于北宋。     

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