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花间",超越"花间"--论冯延巳词的悲剧美感

南唐词人冯延巳是“开北宋一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其词源于“花间” ,从表面上看“不失五代风格” ,即写景不出闺阁园庭 ,写情不外伤春怨别 ,和花间词近似 ,但就其所表现出的内涵而言 ,则又“堂庑特大”、“深美闳约” ,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花间词 ,具有一种独特的悲剧美感 ,本文探讨了冯延巳词悲剧美感的表现并分析了其成因。     

论唐宋文人竹枝词的新变

巴楚地域竹枝词在唐代因受到诗人们的关注而得以广泛流播,其中尤以刘禹锡为著名。他用竹枝词写风景言风土,革新了竹枝词的俚俗语言和激越声调,使得竹枝词从鄙陋变为文雅清新,实现了对竹枝这种地方民歌的成功变革。宋代黄庭坚也创作竹枝词,他在刘禹锡变革的基础之上,继续推进竹枝词的文人化倾向,他把文人的感兴与竹枝结合起来,用竹枝演唱诗词,使其诗文在民间广泛传播。这既扩大了他的诗文影响,同时也丰富了民间文艺的内容。从刘禹锡到黄庭坚,体现了巴楚竹枝词因文人的参与而逐渐雅化的演变轨迹。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

近年来,楚辞研究主要围绕屈原人格内涵、屈赋浪漫主义、屈（原）宋（玉）关系、《离骚》题义、《离骚》主人公男女性别变化等方面展开,通过对这些热点的研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近年来政治、时代整体氛围对楚辞研究的影响。     

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

乾嘉时期的新疆竹枝词继承前代竹枝词传统,以风土诗而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视角。同时,竹枝词的自注也在继承史家自注体例的基础上,深受乾嘉时期特殊学风感染融合发展成独特的自注体例,从而形成具有文人化、学者化趋向的独特文学形式。诗注一体,诗注与诗文之间相互印证,以注释中大量史实资料与外围资料丰富诗文内容,增强竹枝词可读性与可信度。     

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

竹枝词出于古巴蜀人祭祀仪式歌,经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整饰传扬而来。这种民间歌谣,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民谣,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无论是口传情状采录,还是生活访谈实录,抑或是附具的文献征考,绝大部分竹枝词有如地方史志,来源相当可靠。不难看出,竹枝词与江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追踪竹枝词的创作动因,导入乡贤们的观念世界以及独特的民众化育方式,不难理解,竹枝词也是社会史素材,这样的素材在国家—社会框架中彰显出特殊的思想意义。在内容上,竹枝词厕身于具象社群,以平民俗众做基本记录对象,津津乐道其日常琐细,以浓郁的风土本色构成对传统史料的补充,给社会史以认识论的启迪。因此,以诗词身份出现的竹枝词,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     

清嘉道年间汉口商人文化生态考释

清代中期的汉口商人在经商之外的文化生活具有浓厚的士人化特征,他们热心交游,定期聚会,吟风咏物,乐善好施,成为传统基层社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非官方导向力量.但是,相比于同时期的经世派士子,汉口商人的精神生活还较多局限于风花雪月,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他们缺乏对大众民生的关注与同情,缺乏应对时变的必要思想准备,至清朝后期,以盐商为代表的汉口商人大势已去,逐步走向衰落,"不能饮酒不能诗"的财主逐渐成为商人主流,一个真正"平民性"的商业都市--汉口逐渐成形.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CI导入在建筑设计院的应用研究

文章以南宁建华建筑设计院为研究对象,设计CI导入的企业形象调查指标体系,并采用深度访谈法与填写问卷法进行企业形象实态调查,选用折线图对最终评分进行企业形象诊断,为下一阶段的CI策划与设计,CI实施与推广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