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唐朝“贞观之治”的出现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与唐太宗的“诚信”思想及其实践也有一定的关系。在他看来 ,“诚信”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诚信”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前提 ;2 .“诚信”是“广德”的重要方式 ;3.“以诚信为治” ;4 .“诚信”胜过十万雄师 ;5 .“诚信”能够约束战争 ;6 .“诚信”能够调解民族矛盾 ;7.“法”为“大信”。在具体实践中 ,唐太宗特别强调和重视以“诚信”对待天下 ,以“诚信”对待群臣 ,以“诚信”对待边疆少数民族 ,以“诚信”对待百姓 ,甚至以“诚信”对待自己的仇敌。唐太宗的“诚信”思想 ,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 ,在贞观年间形成了弘扬诚信和实践诚信的浓厚氛围 ,一批重要大臣和武将 ,或对诚信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论述 ,或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努力践履“诚信”思想 ,取得了显著成效 ;另一方面 ,贞观之后尤其是唐后期的君臣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关于“诚信”问题的言论 ,都明显带有唐太宗“诚信”思想的印迹。当然 ,在处理有关问题上 ,唐太宗也常有失信行为 ,而且也总是为自己的失信行为加以辩解。     

再论《马氏文通》起词的性质

传统看法认为,《马氏文通》的“词”相当于句子成分,“次”相当于西方语法中的“格”,但又不等同于“格”,“次”可以取消。本文认为:《文通》的“词”具有多重性,包括不同层面的概念。起词是语法组合关系层面的概念,相当于主语。从形式上讲,包括名词主语、代词主语、小句作主语等等。从语义角度看,包括施事主语,受事主语等等。因此,不能说起词相当于施事。     

胡适的高等教育思想述评

胡适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虽然在政治上他一贯反对共产党 ,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却成绩显著 ,著述甚丰 ,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之一 ,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思想。对其的深入挖掘与整理 ,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裨益颇大。     

《马氏文通》的语值研究

归纳了《马氏文通》对语值零碎的、不自觉的研究 ,认为这种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对有无“之”字造成节律差异的比较 ,体现了马氏对节律值的考察 ;二、对指名代字“是”和“此”、传信助字“也”和“矣”、助读的“也”和“者”等语用差异的比较 ,体现了马氏对表义值的考察 ;三、对转词介以“以”字位置前后造成句意自足与不自足的比较 ,体现了马氏对语义联结值的考察 ;四、对“也”字助实字与否造成句子新旧信息差异的比较 ,体现了马氏对信息传递值的考察     

《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平研究

以文物史料论证《水浒》作者施耐庵为元末明初人,与抗元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同乡,为"泰州白驹场人"(白驹今属盐城大丰市),介绍施的生平和重要诗作,并附《施耐庵新传》。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涵

<唐诗三百首>编选宗旨深受<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的影响."诗教"传统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意义,即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含极其丰富,主要包含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三个方面.所选诗歌一则是"思无邪"的作品,二则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则是要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     

《三体唐诗》版本考

《三体唐诗》原本无注,或为"四卷"。大德九年(1305),圆至注付梓。今存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后来又有残缺的二十卷本刊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三体唐诗》主要为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注本。至少在元代,已出现了两种既有圆至注、又有裴庾注的注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和《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皆三卷,后皆失传,赖日本翻刻本知其原貌。清康熙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本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本。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     

论钟嵘《诗品》关于流派问题的理论建树

中国古代的文学流派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即: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和中国古代各文学流派的理论。钟嵘《诗品》对流派统系、流派盟主和流派风格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流派问题的理论已粗具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准。《诗品》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包括统系意识、盟主意识和风格意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     

施闰章佚诗佚文辑存及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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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