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帝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穆斯林政策的变化

伊斯兰教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之一。在俄罗斯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异域穆斯林成为其臣民。穆斯林对俄罗斯庞大帝国的缔造与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1897年的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帝国穆斯林人口已达到1388．94万左右,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06％;到1917年时,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已上升到2000万。截至目前,我国关于俄罗斯帝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本文有助于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俄罗斯帝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当局伊斯兰教政策的变化等问题。     

中国俄罗斯族民俗游初探——以中俄边境小镇室韦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室韦俄罗斯民族乡的俄罗斯族,具有俄罗斯人和华人两个族群的文化特点,体质上依然保留着俄罗斯人的某些特征;这种特殊性使其民俗风情成为当地政府开展俄罗斯民俗游活动的资源.     

《蝇王》的象征意蕴及艺术特色

戈尔丁寓言体小说《蝇王》构拟了一整套象征体系,不但人物有象征意蕴,所写的事物大多也有象征意蕴。象征意蕴是多义的,有时彼此相反。由于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和关联点或源于西方传统文化,或源于事物的普通联系,并且作者循着孩子们在荒岛上的故事情节有机设置喻体,因此自然流畅,毫无雕琢痕迹。     

论陈梦家的抒情诗创作

现代诗人陈梦家的创作风格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长期以来并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作为新月诗派的后起之秀,陈梦家专注于东方抒情诗的写作,其诗感情含蓄真纯,空灵朦胧,自成一家;陈梦家对新月诗论既继承又多有创新,他的创作中存在的思想知觉化、联想奇特化等象征主义特征,开启了30年代现代派的先声。     

评库切小说《耻》的主题与创作技巧的完美统一

库切作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其文学作品无论在表现内容还是在叙事技巧上大都有别于传统文学。其小说《耻》重视心理描写和意识流动,运用了象征性描写,文体新颖但主题晦涩,表现了与以往写实主义文学作品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即运用象征主义与意识流创作手法来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使形式和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结合,因而受到了世界文坛的瞩目。     

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纪末"意识

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文学。“世纪末”文学这一术语中的“世纪末”不仅含有时间的意义,还含有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意义。“世纪末”意识是对苏维埃时代的末年和２０世纪末年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转型引起的生存危机的感受和认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世纪末”意识主要表现在:“世界末日”大灾难的思想－感情、面对“末日审判”进行反思的思想－感情和摆脱危机获得复活与再生的思想－感情。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经验”与“俄罗斯教训”

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是相对于俄罗斯转型的“教训”而言的,主要体现在利益动机的普遍认可;普世性理论的放弃和灵活的制度创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和有机结合;利益分化与整合的同步进行四个方面。这种经验在避免了社会政治动荡的同时,但也积累下了大量的矛盾和弊端,在以后的改革中,将不得不涉及到原计划体制内的诸多核心难题,改革越到后面其难度会越大。在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物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对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硬核采取某些激进式的跨越时机已经成熟。     

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变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曾经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对中国新诗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意境的亲合性,以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渗透与融合,开拓并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视野与艺术表现形式。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影响及嬗变,绝不是偶然的,是纷繁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     

外语教学法及其在大学公共俄语教学中的应用

外语教学法流派众多,各教学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弊端。我们要依据大学公共俄语教学阶段和课型来选用主体教学方法,博采众长,综合运用外语教学法,同时兼顾其他影响因素,将极大地提高外语教学效果,达到大学公共俄语教学人才培养的目标。     

Beyond Petliura: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and the 1919 pogroms

On the basis of largely unused archival materials in Kyiv,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krainian People’s Republic (UNR) for the pogroms of 1919. It consciously puts aside the question of Symon Petliura’s personal guilt, preferri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broader responsibility of members of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for propagating antisemitic stereotypes and engaging in anti-Jewish violence. This approach reveals a widely held belief among members of the UNR that they were fighting a Jewish Bolshevik enemy. This led to pogroms but also probably prevented the UNR from punishing its soldiers who had perpetrated them. Despite the declarations by UNR figures condemning pogrom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organ to investigate them, there were apparently very few, if any, convictions, at least in 1919, the year of the worst pogr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