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本土文化阐释视域的人类学分析

沈从文上海创作时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针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虚伪、堕落和汉儒家理性文化的机械、板滞，对包括苗、瑶、土家、侗等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来展示湘西异样的生活世界，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面向边远之地，聆听异域之音，寻找文化他者，以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想资源，这是沈从文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所存在的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积极应答。     

论京派小说的“残缺美”

京派小说独特的美学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残缺的悲剧世界” ,并深刻地展示了这个世界里强烈的“个体生命冲动”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惑 ,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这种“残缺”意境的营造是通过生命的“非必然死亡”和“不可知走向”来共同完成的 ,这种独特的审美视角使京派小说创作具有了本质上的群体性创作特征。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品格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通过反对文学政治工具化和商业利益化来积极主张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二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的强调,进一步阐释和守护文学艺术的自律性,三是,对审美独立和审美形式的强调最终落实到人类生命的审美品格上,换言之,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人生的救赎。区别于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独立与救赎的内涵,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式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牧歌与挽歌的变奏——《边城》悲剧结局再探

沈从文的《边城》以独特的审美视域和抒情笔调,展现了清新幽美的自然环境,和谐淳朴的乡土生活,善良美好的人情人性。这一牧歌式的文体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边城》结局突然脱离了牧歌的主旋律,急转直下奏出“死亡”气息浓厚的挽歌,落差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造成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悲剧结局的原因既有乡村女性难以摆脱的宿命阴影,也折射出沈从文复杂矛盾的女性观。     

文化情致上的不同取向--废名、沈从文乡土小说之比较

废名和沈从文同以乡土题材的小说见长，他们的作品往往游离于时代，寂寞而宁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显示了一种“冷的美”。两位作家都比较重视自然人性。废名对宗法制度农村文化采取静观的认同态度，描写了宗法制农村中平凡的媪男女，从他们身上发现人情美。沈从文对宗法制农村文化的取向比废名更舒展，他将乡村文化和异化了的城市文化对立物加以描写，为一种尚未受到堕落的城市文明侵蚀的极单纯、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谱写了一曲曲庄严、雅致、颇有艺术魅力的挽歌式的牧歌。     

乡下人的文学神庙——论沈从文的人性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人性的善与美是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以善与美为支点的人性观决定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定向选择 ,也使得他在文学表现方法上讲究节制与适度 ,其作品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古典神韵和现代气息的有机统一。     

立足于文学本位的审美批评——沈从文1930年代的作家论研究

在1930年代多以阶级的意识形态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沈从文立足于文学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试图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论,以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感悟印象式的批评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相对忽视文学独立性的缺憾,而且批评者尊重自我文学感受和维护文学本体性的批评文本,在表现批评主体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的同时,亦体现出在1930年代的特殊时空语境中,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作家批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