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自觉

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的发生与徐志摩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925年底,徐志摩高度评价了沈从文的《市集》,这同时也是对沈从文乡土选材和散文诗化叙述手法的肯定,对今后沈从文文学创作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1926年底《筸人谣曲》的整理发表标志着沈从文乡土观念的自觉。但发生与自觉并不代表成熟,20年代末,沈从文乡土文学观念才趋于成熟。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名人专题数据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沈从文专题数据库建设为例

名人数据库是一种以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具有公众效应的名人资料,并对名人资源进行重组、整合和分层次加工,实现多途径的检索和深层次地揭示名人文献的专题数据库。建设名人数据库应具备资源、数据、技术、网络和资金等方面的基础。名人专题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应以人为主线,并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性能,集图、文、声、像资料为一体,具体结构框架可由索引库、全文库、视频库、照片文献库、原始手稿库构成。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中国文人美学视野下的《边城》研究

《边城》符合中国山水画的元素,它的绘画特征创造出了含蓄之美,让文字的指涉意义大过文字叙述本身,并开辟了读者更个人的但也更多元的诠释空间。《边城》的文体与其精神互为必要条件,《边城》的表现方式即它的意义。以中国传统文人美学来理解《边城》,可让中国现代小说跟上欧美思想界利用小说来展现哲学观点的脚步,它还可以重新检视中国文人美学,甚至是与欧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驾齐驱,进而对小说文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所贡献。     

沈从文作品中湘西方言释义(四)

作家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使用了不少湘西方言,本文对这些方言的真正含义加以注释,并引用该词语出现的句子作为例句。在所注释的三百多方言词中,有的是湘西人民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有的是展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人民的生活习惯,乃至迷信禁忌等。这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欣赏沈先生的作品和了解当时的湘西社会     

压抑——男性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基本体验

文学的现代性,以对主体性的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为要旨,现代文学是对抗压抑的文学,压抑正是现代性的基本体验。男性的阉割焦虑,是在整个海派男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其实它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五四文学、沈从文和废名的小说、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创作及革命文学等作家和流派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背叛是第一重焦虑。被女权阉割而男权去势的恐惧是第二重焦虑。阉割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生存能力的下降是阉割心理产生的直接原因。     

《身见录》词汇、语法特点管窥

作为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有自己的语法特点,其词汇上有专名使用音译主导、词汇空缺、作者的造词等特征,一些高频词的使用也有明显特征。这种特殊语料的研究有利于完整理解汉语词汇、语法发展。     

文人画与京派作家——以沈从文、汪曾祺、凌叔华为对象

以文本细读方法,分析沈从文、汪曾祺、凌叔华文学作品中的文人画画境追求与其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其具体表现在: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与描摹,精神气质上体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追求;空间并置与留自的叙事手法,黑、白、灰淡雅的水墨着色,传神的人物刻画在创作手法上体现对文人画绘画技法的借鉴;空灵静谧的画面感在美学追求上体现文人画的审美追求等。对文人画的精神与技法上的借鉴,使作家的小说呈现出别样的美学风格,开拓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     

传奇传统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一种阐释

沈从文在非典籍文化层面和典籍文化层面,都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传奇传统在精神上有着"血缘"关系,以传奇为依托关注生命的神性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作家以现代理性反思湘西生命的存在形式,用自己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建立起具有神性的人性样本,瞩目"民族精神重建",完成了传奇传统与湘西世界的历史遇合与现代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