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规监管分析

针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监督问题,应抽取现行立法中有利的规定进行整合;审查现行立法中阻碍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合理的调整和突破;对现行立法中没有规定而又为发展证券化所必需的制度加以确立;并建议要重点解决确立可证券化资产的范围,确立SPV的法律地位,明确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证券”性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的应然转向——以规制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为重点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     

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质疑

从传统民法对法律行为的界说出发,在对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进行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民法应以设权的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标准。     

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理论构造与规范控制

平台运营方、双方或多方用户间形成的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非对称性是导致互联网平台上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源。平台权力是平台权力法律关系的决定性要素,其本质是平台基于“看门人”地位、纵向整合能力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权力。平台权力的存在,使得平台权力法律关系在内部构造（平台权力关系）中表现为平台对用户的支配关系;用户条款的存在,使得这种支配关系在外部构造（平台法律关系）中被转化并确认为一种平等的合同关系。应当承认用户条款的社区公约地位,加强以用户条款为核心的、由平台与用户共同参与的平台自治,规范平台权力的行使,对用户条款进行备案审查并制定示范性文本。     

信息分析与预测产业化的法律环境分析

信息分析与预测产业化从产品商品化开始,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商品化引发了一系列产业连带效应,促进其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管理体制等方面迅速与市场接轨,并整体向产业化进军。依据我国国情与国际惯例,必须吸收其它部门的立法经验与成果,建立整套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法律体系。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数据库的传统法律保护模式面临着基本理论冲突和弱保护等无法克服的困境,因而进行特殊权利保护是实现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最优进路。但是,特殊权利保护模式的正当性也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因而必须重新评估习惯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审视且不断完善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模式。利益平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使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模式获得全新的生命力。     

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17条、18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未规定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文章认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可致投保人撤销权之发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权之丧失和投保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成立,以及投保人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之赔偿和过失相抵等法律效果.     

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研究

日本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在其法律环境、执行框架、融资体制、信用担保体制及其最新发展等几个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我们应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搭建起中小企业融资及信用担保的基本框架,促进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完善担保讥构的补偿奖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并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以完善我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对GDP的贡献大约占六成,税收贡献约40%[1],同时解决大约75%就业[2].因此,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至关重要.在当今转型升级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课题组立足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现状和全面创新能力现状的调查,对中小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探讨.     

程序优位:遏制违反法定期限行为之关键

司法机关案件无期限拖结,虽属程序违法,但却使当事人合法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受到严重侵犯。我国已有的三大诉讼法就期限问题了详尽的规定,仍无法杜绝。要依法规制,首先从观念上应加强执法者程序优位观念,其次,从制度上在程序规则中引入法律后果、法律责任规定,从程序法治整体上进行救济性立法设计,把违反法定期限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制度中国家赔偿的范畴,通过救济途径对该行为予以必要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