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思路与对策

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保证我国粮食供需平衡的基本前提。适当进口粮食缓解耕地承载压力 ,通过中低产田改造、良种推广、提高耕地复种次数等方法挖掘潜力 ,是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有利条件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 ,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比重增大、现有耕地利用率不高为不利因素。为了保证粮食安全 ,应从耕地质量平衡和区域粮食供需平衡出发 ,采取优化种植结构、加强农地整治、改革土地利用制度和强化用地管理等措施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上海转型发展若干重大关系的战略思考

上海在未来的转型发展中,关键是要理清发展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如目标与目的、功能与效能、结构与同构、产业与就业、资源与财源等,从而为上海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定统一的认识基础。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基于浦东案例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限于慈善事业或企业社会形象的提升,而是更多地与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地区发展,助力城市治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近年来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特征、主要经验和面临困难进行梳理,对浦东新区未来保持和提升地区责任竞争力提出建设性意见。     

公民新闻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构

公民新闻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公民新闻的发展使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再次发生转型,使现代公共领域的建构成为可能。公民新闻传播具备建构公共领域的所有要素。是当前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形式。随着更加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的建立及公民新闻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将有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公共领域将逐步建立。     

企业拯救文化与破产法律制度的发展——基于英国破产制度最新变革的分析

破产法的发展呈现从惩罚到拯救的样态,拯救文化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得对危困企业的拯救成为破产制度构建的一个关键点。英国《2020年公司破产和治理法案》是对拯救文化的进一步弘扬和落实,其中包括对破产制度的常态化改革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暂时性规定,建立了临时中止制度,引入了重组计划,并加强了对货物和服务供应的保障。该法案的暂时性规定包括暂停不正当交易条款的使用和对清算申请的暂时限制等。我国破产制度的修改和完善应更加关注拯救文化,将其作为企业拯救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加强相关立法的内在一致性。同时,应审时度势,通过迅速采取相关临时举措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经济社会情势作出有效回应。     

论产业融合对新兴产业的促生作用——以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为例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融合之势愈加明显。产业间的融合渗透促进了新兴业务的活跃爆发,为产业发展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量。应当以此为契机,培育新一代产业增长极。首先需要认清产业发展规律,科学地指导产业发展;其次有必要打破体制壁垒,创造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再者,营造开放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创新精神,从而以产业融合有力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中国外贸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发展--评郑吉昌专著《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发展研究》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国际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和重组.<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发展研究>一书论述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培养新的具有持久竞争力的要素,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转换,进而提高贸易效益,并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发展江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战略思考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但农业又始终是一个弱势产业 ,如何对传统的小农经济进行改造 ,发挥江西的农业大省优势 ,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经营体制的又一重大创新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 ,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发展江西的农村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 ,规范了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制度化建设。但改革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也反映出现行农村制度安排与改革要求存在冲突。本质上 ,税费改革并不是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我们必须超越减负看税改。税费改革为我们彻底解决农村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应该抓住税改良机 ,以完善税费改革为中心 ,进一步深化农村现行各种制度的改革 ,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制度建设推动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而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 ,确立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国家、集体、农民三方的新型分配关系。     

论国家债务重组的新方法

国家债务重组泛指债务国与其债权人之间就该国现存债务支付所作的重新安排。国家债务重组目前面临着集体行动困难、少数债权人不合作、债权人间待遇不明确、新融资提供不足以及重组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国际上为解决这些难题、促进国家债务重组有两种方案,即合同方法与法定方法。合同方法主要适用于国家债券的重组,其核心是在国家债券合同中引进集体行动条款;法定方法的核心是通过修改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或缔结新的国际条约,建立一个关于国家债务重组的法律体制。二者都有助于促进国家债务重组,化解国家债务危机,但也存在重大区别:法定方法在适用范围、涵盖内容、程序效力等方面更有优势,合同方法在现阶段则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