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增长和波动的区制转换与非对称性研究

在当前服务业景气"微波化"的背景下,采用四区制马尔科夫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从增长速度和波动强度的双重角度对中国服务业景气不同阶段的运行特征进行详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景气波动主要呈现低增长―低波动状态,其次为高增长―低波动状态,且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呈现非对称性;中国服务业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可能会在以低增长―低波动为主要特征的"L"型底部运行,也可能会在低波动水平上呈现高增长和低增长状态交替的"W"型波动态势。     

基于SVAR模型的住宅价格调控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

住宅价格持续高涨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也凸显调控政策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性.文章通过构建房屋价格指数、本年土地购置面积、开发企业国内贷款和住房贷款利率的四元S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内贷款增加对住宅价格的推升作用最为明显,而增加土地供应和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并没有起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作用;宏观政策互相配合及保持其执行力和持续性才是有效调控住宅价格的关键.     

中国省际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污染产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增加产出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文章采用产业竞争力模型和DEA模型,运用我国10个污染产业与30个省份2007-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污染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1)2014年我国沿海发达省份污染产业发展仍具有竞争力;(2)污染产业由经济较发达省份向经济欠发达省份转移;(3)污染产业转出省环境效率随污染产业转出下降,大多数承接污染产业省份环境效率随污染产业转入下降,我国省际污染产业转移没有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单指数面板模型的惩罚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是均值回归的有益补充,该方法毋须对分布函数的具体形式做出假设,且对具有异常值或厚尾分布的数据仍具有稳健性.当前,对部分线性单指数面板模型估计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均值回归,基于此,本文考虑了固定效应部分线性单指数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结合B-样条函数、SCAD惩罚函数和迭代加权最小二乘法,构建了模型的估计方法,证明了估计方法的一致性和渐近正态性,同时利用Monte Carlo模拟评价了所述方法在有限样本下的表现.最后,将估计方法应用于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1979-2012年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得出结论如下:经济波动在淘汰本地区低效率投资项目和企业、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因受中国地区间激烈竞争和产业同构的影响,会吸引邻近地区的优质资源,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从动态视角的检验发现,相比于短期,两种效应在长期的作用更大.本文关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理,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新兴产业与上证指数相依性研究

文章利用Copula-GARCH模型对2005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上证交易所新兴产业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建模,然后运用ARMA(1,1)-GARCH(1,1)-t模型,将边缘分布概率积分变化后的2个服从均匀分布的序列作为Copula模型的边缘分布,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通过建立正态Normal Copula函数、t-Copula函数、Gumbel Copula函数、Clayton Copula函数和Frank Copula函数的5个二元Copula模型,并采用AIC法、BIC法、切比雪夫距离和欧式距离4种检验拟合优度的方法选择最优的t-Copula模型.同时利用GPD法对2个指数做了尾部相关性分析,发现下尾比上尾具有更好的相依性,说明极端情形(如金融危机)下两指数的涨跌幅度较大.     

农地属性、流转可能性函数及流转影响因素模型

农地流转需要从农民、政府和企业三维视角入手,将三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文章在构建农民及政府的农地流转意愿函数的基础上,构建农地流转可能性函数以及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农地流转受农民从农地流转中获得的流转收入ic、农民在农地流转后与农地流转前外出务工收入之差△iw、农地的区位因素sl、企业在农地经营中的资本投入量k等四个变量的影响.(2)提高△iw较提高ic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更显著;提高市场融资的可获得性较改善区位因素对农地流转影响更显著.(3)农地流转是经济社会发展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结果,最终受制于农民的就业率、市场的容量及活跃程度、融资的可获得性等外部因素影响.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     

企业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嵌入性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2343家公司的样板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流指数较高,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问题.在加入了企业社会资本与经营性现金流净流量的交互项后,发现企业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模型中的现金流敏感性,即社会资本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可以为企业在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上提供新思路.     

中国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FDI门槛效应研究

为了准确考察中国物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门限变量,使用门限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2004-2012年间中国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的非线性作用关系。研究表明:物流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单门限效应。FDI的门限值等于2 381.20,即当某地区FDI值超过该值时,物流业的发展会显著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反之,物流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增长的需要。物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依赖于FDI的大小。中国现阶段大部分省份的FDI值都小于2 381.20,表明它们都处于物流业发展阻碍当地经济增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