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俗活动走向园林游赏--曲水流觞演变初探

曲水流觞是中国传统园林理水的重要手法和程式之一, 其景观意趣和造景理法深刻地反映了传统园林的特点。曲水流觞有着悠远的演变历程,研究其发展的过程对理解传统园林艺术,探索我国现代园林设计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结合民俗材料、文学作品和现存实例,初步考证了曲水流觞活动从民俗活动走向园林游赏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曲水流觞景点的主题、意境、文化内涵及其形式变化,并由此诠释了中国传统园林“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的理念和“一法多式”的造园手法。     

从文化空缺词的翻译看文化移植中的“妥协”——从杨译《儒林外史》英译本谈起

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文化空缺词已成为汉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一道不容忽视的障碍。如何有效地处理文化空缺词将直接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及文本的可读性。该文结合杨氏夫妇《儒林外史》的英译本,总结其对文化空缺词妥协性处理的方法,从而进一步证明:恰当合理的使用妥协有利于成功地进行文化移植和跨文化交际。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论题是由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引发。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献依据,可以分三步论证:第一步是根据考古学成果,将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竹简情况与郭店竹简大体相同,这也是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书写年代的下限;第二步是结合竹简内容与中国思想发展史,大致确认郭店、上博大部分儒家竹简作于孔子第一、第二、第三代弟子之手;第三步是根据郭店、上博竹简,推论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等传世儒家文献同样作于春秋末年战国前期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散文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     

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清末浙江学生的回忆为中心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产生了第一代学生。他们作为与科举时代士子、童生所不同的新式读书人,其所经历的学生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浙江是中国较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地区之一,文章通过对其时浙江学生沈雁冰、蒋梦麟、钱均夫、马叙伦等人的历史回忆进行梳理分析,再现他们学习活动与社会交往等学生生活场景。而诸如这般的学生生活,也因为处于鼎革年代的特殊机缘,这些读书人的生活与交往都充满了历史的范式色彩。新式读书人的学习生活与社会交往,以转折时代困境突围,展现他们承前启后、与众不同的生活状态。     

事如春梦了无痕——论《浮生六记》和清中叶的寒士生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士特指贫寒的读书人。事实上,寒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直存在的。《浮生六记》这本书恰恰是寒士生活最好的体现,在书中,沈复以自己的生活为主线,记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和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可以说,《浮生六记》用深情直率的笔调写尽了当时清中叶的寒士生活,并深刻反映了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     

论《儒林外史》在叙事时空上的巧妙构建

《儒林外史》通篇充斥着真与假、穷与达、显与隐、雅与俗以及巧与拙等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同时小说在社会生活画卷的铺展上,从国家上层政治文化制度一直到底层百姓生活现状,也是无所不包。如此精彩纷繁的人物出场和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充分显示出吴敬梓在构建小说叙事时空上的巧妙艺术手法。正是这种叙事时空的巧妙构建,也使得小说在复杂繁琐的叙事过程中得以自由吞吐、容纳万象。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唐宋进士同年会述略

同年会即指隋唐以来同榜及第者的聚会活动,包括朝廷在发榜后组织的由全体新及第者参加的庆祝活动及各种私人聚会.由于进士科乃科举时代最重要的科目,同年会主要指同榜进士间的聚会.同年会既是新科进士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也是他们日后加强交往、增进友情的主要平台,因而是古代士流社会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     

《围城》与《儒林外史》审美品格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两部讽刺小说都自觉接续了小说喜剧性的传统,同时未忘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形成了悲喜剧交融的审美品格。但在构成小说喜剧性元素的丰富性方面,《围城》显然远远超过了《儒林外史》,在讽刺之外,充分运用了滑稽、幽默、机智等多种喜剧元素,增强了作品的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