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困境——论《儒林外史》对经典叙事的戏拟

《儒林外史》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种人生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并以独具个性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或者说,以对广泛的人生问题的思考为背景,吴敬梓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如中国古代“礼贤下士”的叙事话语,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古代文学中的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现实依据?由此切入,考察《儒林外史》对几种经典叙事的戏拟,考察吴敬梓所创造的漫画世界的道德理想主义图景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深刻揭示,可以对小说家表达思考的特殊方式及其小说史、思想史意义有所发明。     

从女性符号到真实女人——情欲视角下明清著名长篇小说的女性形象

在明清著名长篇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可分四个阶段：《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女人只是符号或工具,属于无情无欲的阶段;《金瓶梅》张扬妇女的性欲,归于沉湎于情欲的阶段;《儒林外史》关注于女子的精神追求,属于超越情欲的阶段;《红楼梦》的女性尤其是少女是真善美的化身,达到至情至性、情欲净化的阶段。这表现出明清女性形象发展成熟的过程。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事如春梦了无痕——论《浮生六记》和清中叶的寒士生活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士特指贫寒的读书人。事实上,寒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直存在的。《浮生六记》这本书恰恰是寒士生活最好的体现,在书中,沈复以自己的生活为主线,记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和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可以说,《浮生六记》用深情直率的笔调写尽了当时清中叶的寒士生活,并深刻反映了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     

论《儒林外史》在叙事时空上的巧妙构建

《儒林外史》通篇充斥着真与假、穷与达、显与隐、雅与俗以及巧与拙等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同时小说在社会生活画卷的铺展上,从国家上层政治文化制度一直到底层百姓生活现状,也是无所不包。如此精彩纷繁的人物出场和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充分显示出吴敬梓在构建小说叙事时空上的巧妙艺术手法。正是这种叙事时空的巧妙构建,也使得小说在复杂繁琐的叙事过程中得以自由吞吐、容纳万象。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四

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的现实决定了“家天下”为君、臣、民共同认可的观念。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对它的指责代有其人 ,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