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     

对《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的认识

《劳动合同法》从立法之初,其立法宗旨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立法根据以及＂单保护＂还是＂双保护＂等问题上。应从倾斜保护的角度认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即《劳动合同法》既不是＂单保护＂,也不是＂双保护＂,而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保护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阿伦特人权现象学探微

古典人权理论的本质主义立场将人权归结为人所固有的权利,而忽略了人权得以实现的条件,从而使人沦为没有任何身份的赤裸生命,最终导致人权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阿伦特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以其富有争议的方式对当代的自明之理提出了挑战,反对用固有的理论范畴来解释人类历史的经验,强调采用新的方式朝向实事本身,重新考虑人权的条件,也即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对当代自明之理的尖锐挑战,为我们反思人权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浅论国际私法中“冲突法”的定位

文章从一个有趣的比喻出发,把冲突法比作"独孤九剑",来说明冲突法和一般的法律之不同,是一种法律选择之法。接着从法理角度、历史角度、实然角度、应然角度来对冲突法进行定位。最后,重新强调了冲突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并指出了掌握冲突法的关键是注意其间接性,力求使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Law

Abstract

This essay asks whether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Law (1993) is feminist social policy, as it was touted to be by its political supporters. The study takes three approaches to feminism outlined by Lorber in her 2001 text, Gender Inequality: Feminist Theories and Politics, which considers women in their roles as mothers and workers. Data taken from a Department of Labor FMLA utilization study are then analyzed in the context of these three approaches to feminism. I conclude that the FMLA is not feminist in a substantive way despite its symbolic value.     

日本制造的“满蒙问题”与国际法

近现代史上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种种手段一步一步地攫取侵略权益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满蒙权益”。由此“使人不得不对日本在其现代对外关系上学习和运用欧洲外交最恶劣的特点及在某些制度上融会西方文化的比较优良部分的聪明智慧 ,具有深刻的印象”。     

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的思考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 ,它经历了 1 95 0年制定、1 980年修订和 2 0 0 1年修订 3个重要阶段 ,不断发展完善。 2 0 0 1年的修订是成功的 ,在内容完善、制度创新、可操作性、法律定位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婚姻法》还处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之中 ,在法律配套、家庭财产制度、亲权等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环境法的修改与历史转型

我国可以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以实现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环境基本法的修改坚持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相结合等原则.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应包括总则、政府环境保护管理的组织体制与决策机制、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法律责任和环境损害救济、附则等部分.     

对新《婚姻法》离婚条件的评论

《婚姻法》修改后 ,离婚的条件和标准较前更明确、规范 ,具有更好的实践操作性 ,显示了其突出的进步 ,但并未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实际上 ,更主要的表现为对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完善 ,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要求和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并未能在立法上得到充分体现。现行《婚姻法》关于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条件的规定 ,较前《婚姻法》的规定有很大进步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