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测算方法与实证研究——金融危机下的应急措施

<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08年以来,一些企业的倒闭、搬迁,更将这部立意颇好的法律推到了风口浪尖.针对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影响的问题,采用分层目录抽样方法,抽取了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3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共650户企业进行调研,运用成本测算直接法和间接法,对广东调研企业成本进行统计测算.测算结果显示,广东实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人均人工成本的影响区间为2.54%～4.90%,用调研事实澄清了社会上流传的10%～70%的谬误.还从政府、企业和员工角度分别提出在实施<劳动合同法>过程中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为各级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依据.     

论劳动派遣中职员侵权责任归属

劳动派遣在我国颁行的《劳动合同法》中有专章规定,但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尚未对劳动派遣关系中职员职务侵权责任的归属有明确的规定,在理论上由于涉及到三方权利义务关系使责任归属更加复杂化。劳动派遣关系中的职员侵权责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用工单位在指示上承担过错责任。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及其现实改进

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和亮点,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多来,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反垄断法仅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行政性垄断的"建议权",将行政性垄断行为排除于司法诉讼之外,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为此,亟待健全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构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网络课程建设及其应用——以“经济法”课程为例

商科专业＂经济法＂网络课程的建设,应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发挥学生学科优势为基础;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遵循内容体系化、模块化原则和知识学习为手段、方法意识为目标原则,在具体应用中采取相应措施。如在网络课堂公布热点案例引起讨论,讲授难点、重点,提出分析问题的思路,创设学习情景,强化实践技能,并与职业考试接轨以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等。这样可以保证网络课程的实际应用效果。     

基于道德法则的善——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道德探讨必须首先从善的定义出发。而康德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善作为意志与行为的关联,如果它的确立是先于道德法则的,并且它决定我们的欲求能力,那么它只能是一个经验的、偶然的概念,根本无法承担起道德评价所需要的确定性,也不可能支撑起需要确定规范性的道德哲学体系。相反,道德法则因为具有先天确定形式而成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因而能够支撑起有规范意义的道德理论。所以,道德探讨的起点首先是寻求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通过道德法则确定作为意志对象的善。然而,对于道德生活而言,基于确定性的道德原则和基于欲求能力的幸福同是我们生活意义之所在,只考虑其中之一是有失偏颇的。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为全面深刻的研究.尽管其正义观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些启示意义.特别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多的时候,在如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在扩大中产阶层人口比重等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监察委员会人事管理与约束监督刍议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监察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次上的确认,是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顶层设计的一件大事。“一府一委两院”的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深化监察制度改革依然是健全完善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路径。监察委员会的出现不同以往政治体制的改革,使行政监察迈向国家监察,监察制度实现了质的飞跃,其人事管理和“超级机关”的潜在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基于法治建设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独立性与权力制约两原则,从人才选拔、人事培养到人事考核探索监察委员会的人事管理,从党的领导和外部机关约束监督的视角思量监察委员会的被监督问题。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