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伯》篇中“美人”与《山鬼》篇中“山鬼”的关系

以往的楚辞研究者多以为《九歌》第八篇《河伯》篇是祭祀黄河的神或单纯祭祀河神的诗歌,第九篇《山鬼》篇是祭祀山鬼或单纯祭祀山神的诗歌,由此可推论:《河伯》篇和《山鬼》篇没有直接的关系,歌唱的主体是祭祀山河神的祭主,等等。本文认为:《河伯》篇是河伯(死后世界连接九重天的九河的男神)的独白诗;《山鬼》篇是山鬼(住在昆仑山死者的魄)的独白诗;《河伯》篇的"美人"是死者的"魂"的忌语,与《山鬼》篇的"山鬼"(死者之魄)本来是成双成对的关系;《河伯》篇和《山鬼》篇中作为诗歌背景的舞台是九河(死后世界直通九重天的河)和昆仑山(死后世界中想象的山)之间,这两个世界本来在一条直线上。文章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以上理论上的假说给予了科学的实证。     

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及学术贡献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赵靖先生拓展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有的研究模式,构建了科学的学科研究体系。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路,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缩影。     

范围副词“光”“净”对比研究

在现代汉语的范围副词中,＂光＂和＂净＂是两个比较常用且意义、用法都很相近的词,同时这两个词的区别也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较容易遇到的问题,需要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它们进行对比分析。     

激情地介入与诗意地拯救——《湖光山色》与《雪豆》的比较解读

《湖光山色》和《雪豆》这两部小说,都以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贯穿始终,共同揭示了人物性格的诸种变化以及心理的畸变,具有现代性的实验痕迹。在叙事风格上,都有着宏阔的现代视野和当代性观照。作家以独有的乡土情怀激情介入,寄托了自己的诗意理想,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文学上的范式。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回族民间剪纸及其艺术风格——以阿依舍·井春霞的剪纸为例

回族民间剪纸,既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点,也保留着伊斯兰文化的元素。宁夏知名剪纸艺人、回族女教师阿依舍.井春霞的剪纸经历及其剪纸作品集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于一体,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丰富着回族民间剪纸及我国民间剪纸的种类,是我国民间剪纸艺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

长安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排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大兴善寺其名不见经传,其貌不得其详。所幸的是,唐诗中有20多首诗歌涉及大兴善寺,为我们了解大兴善寺风物风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诗作绘声绘色地摹写了大兴善寺的池、院、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