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兼论山西历史的两个"历史性时刻"

山西历史上孔子回车故事中的核心角色孔子和晋国大夫窦鸣犊,在金元时期分别在晋东南和太原地区被重塑,孔子回车庙在此一时期晋东南的文化复兴过程中被努力弘扬,而窦大夫则在宋金以降太原地区的深度开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水神角色,说明这一时期在区域重建过程中的重要性。金元以至明代,晋南及晋东南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明清之际,由于蒙古的敌对形势逐渐得到缓和,以太原为核心的晋中地区得以快速发展,由帝国管控力量较强向民间社会力量活跃的方向转变。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陕甘宁边区的警察教育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对边区的警察、保卫干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和培训,很大地改善了警察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警察素质的提高,为边区创造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日后新中国的警政建设储备了人才。     

晋商兴盛原因初探

晋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独树一帜、别具特色的一支力量。其称雄商界五百年的经营之道,在近、现代的经济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晋商的兴盛规律进行了探索,以期对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诸多借鉴和启迪。     

山西方言的特指疑问旬（一）

特指问句是指用疑问代词作为疑问焦点的问句。山西方言特指问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疑问代词上,疑问代词在官话区和晋语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晋语区问人的疑问代词有单数“谁”复数“谁们”领格“谁家”等;官话区没有复数形式和领格形式,问人代词有“谁”或“哪”,还有很古老的“孰”。问物的疑问代词“甚”主要出现在晋语区;“什么”及其合音形式“瑟”“嗦”等主要出现在官话区,“啥”既出现在晋语区也出现在官话区。问处所的疑问代词在晋语区和官话区都是多以“哪”为词根构成,吕梁片的“阿”不应是“哪”脱落声母的形式,而应是来源于近代汉语代词“阿”。问时间时山西方言多用“甚”“啥”“多”“哪”和“什么”及其合音形式为中心,与“时候”“会儿”等构成疑问代词。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晋商商业道德对山西经济振兴的启示

晋商曾经在中国商界活跃了 5个多世纪 ,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从晋商的历史轨迹中 ,可以发现许多值得借鉴和吸取的东西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晋商的商业道德。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地处偏僻的地方如何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 ,它启示我们在当代也应该以商业道德的建设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振兴山西经济。     

山西城镇化建设与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十分紧迫。山西只有走山西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才是长久之计。这就必然对作为该地区城镇化建设重要支撑之一的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顺利实施和实现山西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山西农村职业教育应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应对。     

山西票号的发展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启示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不仅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山西票号发展的研究 ,对比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成因 ,山西票号在政企关系、经营意识、市场构建以及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营经验 ,对解决这一难题会有所启示     

晋商文化之法价值探微

文章以埃利希的“活法”为切入点,指出晋商文化中指导、规范、调整其商业行为的规章、制度、惯例是一种“活法”,其内部蕴涵着许多法的价值。同时分析晋商文化中法价值的基本特质:厚重的商德文化离不开正义的支持;顽强执著的敬业进取精神来源于利益的激励;规范的经营环境取决于秩序的保障;持续的资本增殖来源于效率的维系;良好的商业氛围得益于和谐的崇尚。在此基础上引发笔者深思,这种“活法”没有强制力的保障却得以很好的实施,探其缘由得益于“活法”的权威,并以此为启发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敦促经济人自觉守法,解决法律实施难的路径便是树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权威和价值合理性权威。最后点明中国的法治需要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挖掘、超越与创新,以推动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