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杨慎诗歌体式论初探

杨慎的《升庵诗话》是明代以前最长的诗话,其内容博大精深。它看似没有理论体系,实际却蕴含着很强的理论性。本文对《诗话》及其为诸多选本所写的序言进行梳理,探讨杨慎的诗歌体式论。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众多研究者对小说文本的分析往往注重其和谐性。但是在文本的重新阅读中,笔者发现《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哀惋的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杨升庵杜诗观的时代诠释

处于历史长河中的明代诗人 ,置身诗学传统 ,亦须对前代诗人做出评价 ,而其中杜诗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本文以杨慎的杜诗观为视点 ,考察杨慎与李梦阳在诗学主张上的差异 ,并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成就诗心——有感于“文如其人”

作者的“人心”与文学作品中的“诗心”并非完全统一。理解“文如其人”,不能简单化。断然“因文析人”,恐怕与实际相差甚远。然而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所言之物,实而可徵;言之词气,虚而难捉,所以观其文,不能简单依据其所言之物,更要体察言物之词气,当于其细微处察其静远精出处,这才是“文如其人”的真正内涵。理解“文如其人”的同时,还要注意“因人废文”的现象同样不可取。     

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是多层次的.依据创造性的劳动应获得相应的版权权利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其版权首先应该归属于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其他主体应享有相应的版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群体的集体版权可以通过群体的代表或民间组织来实现,国家在特殊情况下成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     

两种文化精神的分野与冥合--鲁迅、沈从文比较论

作为两位杰出的文坛巨子,鲁迅与沈从文具备一定的可比性.本文拟从生命意识、叛逆品格、孤独情结等方面来探索他们殊异的艺术建树和内在的精神遇合,缕析不同文化品格开拓的历史踪迹,以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归趋和多元风貌.     

文学教学取向的变迁与启示——以鲁迅作品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从课文的教学取向的角度,对建国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初中语文教科书所选鲁迅作品加以梳理,探讨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取向及其变迁.从注重情感体验和文学教育两个层面揭示新课标教材鲁迅作品教学取向的进步意义,并由此对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编制作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