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周代邿国地望及相关问题再探

针对学界有关认识,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对周代邿国地望变迁进行重新梳理,得出以下认识:邿国初位于汉晋平阴以东,因战略位置险要,故在齐势西扩的压力下约于春秋中期早段南迁,在汉晋任城亢父邿亭立国,平阴故地成为齐之邿邑.南迁后邿沦为鲁国附庸,公元前560年因内部分裂而灭于鲁.因此,鲁取之邿并非平阴邿国,而应是南迁后的亢父邿国,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当对应平阴之邿.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否定

唐代诗人在认同接受嵇康名士风流的同时,否定的声音也未停止过。他们对嵇康的否定涉及到他的"养生"、"慵懒"、"饮酒",以及他的思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诸方面。对嵇康的否定折射出的是唐代诗人的时代风貌。     

西台恸哭 实恸故宋——《西台恸哭记》的思想内涵探微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值国家兴亡之际，谢翱尽倾家资，弃笔从戎，投奔文天祥，随文转战各地。宋亡后，谢翱遇名台必哭祭文天祥。其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是追悼文天祥的感天动地之文，融注着对故宋的坚贞和忠诚。谢翱恸文天祥壮志未酬、为国捐躯，究其根本，则是恸宋朝沦亡、故国不再。他对丈天祥的感情，实质上是对宋室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精“译”求精——文化翻译观照下的《陋室铭》两英译本比较谈

从文化翻译观角度出发,通过对刘禹锡《陋室铭》两个英译本在选词和句式上的试探性分析,探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文化传真,即要求译者克服其母语所习得的文化生活经验与译入语或译出语文化的差异障碍,将译入语和译出语进行创造性的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而客观地传达出语言文字表层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浅析《闲情偶寄》中的戏曲叙事理论

李渔的《闲情偶寄》不仅是对前人戏曲理论的总结,更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戏曲认识的全新角度,即叙事学角度.对于戏曲结构的重视实际上是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李渔认为,叙事艺术的中心问题是整个故事如何围绕一个关键行动展开.李渔的观点在今天的叙事艺术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新颖的思想.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苏轼笔下的酒名

酒名,凝结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作为北宋饮酒名人,苏轼笔下有众多饶有趣味的酒名。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苏轼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酒名,以期对宋代酿酒业本身、宋代乃至中国酒文化有所了解,特别是由此彰显苏轼的酒观念和饮酒背景,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匠。     

《国语集解》训诂札记

《国语集解》以三国韦昭注本为基础,汇集有清一代众家之长,近乎善本。然而犹有疏漏可议之处,本文就《国语集解》注释可议者十处予以辨证。     

“蟂矶传说”考析

所谓蟂矶传说，是指孙夫人为刘备自杀于蟂矶的故事。此事不见史书记载，杜撰系数高。明成化问，官方通过立庙对传说予以确认。此传说获得官方认同并形成广泛影响，离不开罗贯中对孙夫人形象的再创造，民间关于孙夫人投江而死的说法及“蟂矶”与“枭姬”音同，也为蠊矶传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