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的探究

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宇宙生成论、绘画起源论、主体创造论的同一说--关于石涛"一画论"的美学思想

石涛试图以哲学的高度,把他对绘画的全部认识贯通起来.他以"一"这个道家特殊的哲学概念替代了以往画论中的"道".这是介于"道"与"万物"之间的一个概念.一方面,它有"道"的生成意义;另一方面,又是物自体."一画"是人类依据于自然的创造,它打破了自然的原始状态,铭刻上人的意志.石涛在继承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起源、艺术起源学说基础之上,又强调了艺术家主体创造的因素.以此冲破因袭的成法,创造出一个"我法".所以石涛认为,受先于识,要把握一画之法,就要强调艺术家自身对自然的感受,固守成法必然导致自我感受的丧失,惟有不受任何概念束缚的"一画"才能真实地表现自然,也表现自我.     

“史”的精神化与“从巫到史”

"从巫到史"是中国文化祛魅过程的重要组成。而在这一普遍的文明进程中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史"的精神化。"史"经历了"事"、"事"的文本化、以及实在化、精神化的嬗变,最终成为一个精神实体,承担了裁决和指导现世生活的责任,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一种精神导师似的角色,对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建构、人生价值的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独立评论》的另一个核心——黎昔非主持的发行所

一个成功的刊物,编辑部尤其是名家编辑固然非常重要,但社务工作也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独立评论》社除了以胡适为首的编辑部外,还存在着以黎昔非为首的社务部——发行所。编辑部和发行所组成了《独立评论》社的两翼两轮,共同推动《独立评论》取得了成功。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趋新与返古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     

和而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与钱玄同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胡适与钱玄同的关系颇为引人瞩目。从总体上看,二人同属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式人物;但从各自的性格及其对待问题的态度看,胡适更温和、理性一些,而钱玄同则表现出激进、学理性不足的一面;胡适著作等身,思想自成一体,钱玄同多短篇散论,思想跌宕起伏,但却往往振聋发聩。胡适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思想,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发展前进的足迹。     

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

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转战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初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