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言情小说的写作策略

亦舒将言情小说写作推到"雅俗共赏"的高度,得益于她采用了文本"戏仿"和承继前辈女性书写传统的写作策略。在戏仿写作中,她借"转述者变调"和"义理置换"方式质疑与颠覆经典文本中的男性本位思想及传统女性意识,颇具时代性和先锋性。而在承继女性传统写作方面,通过与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比较发现亦舒的承继书写不仅具有沟通今日"香港文化"与往昔"海派文化"之功效,同时亦展现其根据自身女性经验对香港都会女性历史处境所做的独特书写。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郋园读书志》著录特点漫谈

叶德辉是晚清民初著名学者、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其藏书学、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惟有叶氏倾注了大量精力的《郋园读书志》一书至今少人关注,该书中体现的叶氏著录思想及成就也往往被研究者忽视。     

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初探

据彝文典籍史料《彝族源流》、《彝族人类起源》和《彝族人类历史》等中的记载,远古彝族有哎、哺、宜、舍、尼、能、实勺、咪、吐、楚、那、濮、罗、果等十四大支系部落。尼与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也具有＂天、母、女＂的含义。若干世纪以后,以虎为图腾,又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罗（虎）氏部落,罗（虎）部等氏支又从尼部族中分了几支出来,以＂罗＂为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和三峡巴人故地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虎龙形雕塑、雕刻,也随处可见。根据许多彝汉文献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渊源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先民的祭祀文化渊源的足迹,＂三星堆＂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当今彝民族祭祀文化的风俗遗存。     

王士性与徐霞客“游道”之比较研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朝代,在实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和徐霞客凭“游”成就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发现他们都把“游”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游的条件、游的价值取向及游的本质等方面有差异性。两人的“游道”对今人的启示是:发掘”游”的修身养性之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除现代旅游业的消费主义之殇,重视旅游的伦理本质。     

汉代短书:先秦两汉小说概念的联结点

小说在先秦时期只是一个普通的词语概念,发展至两汉时期则变成了目录学上的分类概念。汉代短书在这一重大的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短书本是客观的文字载体,但在汉代儒家文化环境中,它又与尊贵的"长书"相对,具有类似于先秦小说的文化含义,因此,汉代短书能够使先秦小说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与小说的物质载体联结起来。这种联结在经典目录学著作《汉志》小说家类目中得到固定,从而完成中国早期小说概念的重大转变。     

《汉语大词典》书证勘误（三）

文章以《南齐书》为例,就《汉语大词典》中词语的首例书证过晚之词进行补充。     

公法体系下的“术”——对韩非“术”的重新认识

术是韩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韩非的术常常被认为是国君凭借自己的聪明而实施的阴谋诡计,是国君以私意治国的手段。但事实上,韩非的术并不完全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阴谋权术。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则和标准。作为术思想主体的刑名术和无为术都体现了这一点。总之,韩非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同时也继承了法的基本精神,术的灵魂即是法。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改写理论下林纾的翻译:以《吟边燕语》为例

林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其译作数量之多,后人罕有匹敌。然林译小说在为人称赞的同时,却也时常因其大量漏译、误译、删节与改写而为人所诟病。该文拟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译《吟边燕语》,从而得出林译小说中的有些讹误与超胜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原因,而并非总是林纾的疏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