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词汇研究新趋势与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现代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词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适应词汇研究的新趋势,现代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应突破传统的窠臼,找准确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显示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现代语义学和数理语言学的特色。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论说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与历史的关系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古史研究者对古代的宗教与社会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这里发表的五篇文章分别表达了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刘家和认为,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做同中察异的工作,就宗教与历史之关系而言,中国的三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本来各不相同;但不论前者的邦国,还是后者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之神,这点又是相同的;可是在此之上,前者还有天或皇天上帝,后者则无,原因之一是由于前者在地上有最高的天下共主,而后者则无。杨共乐认为,敬重神灵,墨守礼仪,以敬神束缚民众,以礼仪统一思想,是罗马早期宗教具有的明显的目的性;敬仰民族神明,宽容外邦神灵,又使罗马的宗教传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早期罗马的宗教传统是多神崇拜但有秩序,宽容外神但有原则,主要表现在新的外神从未渗透到罗马旧有宗教的核心,后者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刘林海指出,基督教最初并非罗马的唯一选择,其优势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罗马传统宗教自我更新的失败则把基督教推向了国教的地位。蒋重跃对《新约》的道德金规则与《论语》的忠恕思想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主张博爱。但《新约》的金规则只有肯定式的表达,因为基督教的博爱来自上帝,上帝是无限的,上帝的爱也要无限地向外推出去;《论语》的忠恕思想则既有肯定式,也有否定式的表达,由于儒家的博爱来自人自身,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类之爱既可向外推出去,又要向内加以限制。这是二者最根本的差异。王献华在分析雅各布森的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认为,对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的研究和对早期两河流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必须是合二为一的学术进程;在早期两河流域宗教研究中,神灵史的路径可以认为是下一阶段的学术方向。     

论《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文化特点与意义

2000年以来,恩施州民宗委组织全州民族与文化工作者开展民间文化再挖救工程,到2006年已完成民族民间文化挖掘与研究的课题49个,并将其编著成书共49部,形成了《恩施州民族民间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函盖了民族研究的方方面面,展示了恩施州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是研究鄂西地区民族问题和民族民间文化的基本材料,为继承与创新民族民间文化起到了奠基作用。     

对文化转向背景下翻译诗学的思考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诗学的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即加入了新的文化层面这一外部因素的思考。对于这一演变,我们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又要看到其自身的不足,同时还要警惕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     

叙事分析是如何可能的

自70年代以来叙事分析在社会研究领域中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讨论叙事分析这一质性研究的新方法,旨在分析其背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并发现该种方法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区别。叙事分析重视故事形成的方式,而故事内容却并不构成分析的重点;对叙事方式的注重,使叙事分析更为重视故事的结构,以及该结构对故事意义的影响——故事意义因为结构变化而有新的意涵,同时也更为重视该故事结构所得以形成的脉络因素——微观互动的脉络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而将微观和宏观领域连接起来,使叙事分析的解释力得到了增强——人们通过叙事建构现实,而所建构的现实,却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领域中型塑的。文中最后部分对叙事分析的效度进行了评论,并揭示了该种方法的模糊之处。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西方隐喻研究理论视点述要

追溯了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梳理和归纳出五种主要研究理论:“替代论”、“比较论”、“互动论”、“映射论”和“概念合成论”,指出这五种理论的发展是一种在不断否定中彼此相承相续的演进过程。尽管各种理论都是在超越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可自身却又带有明显的缺陷。文章在讨论介绍各种理论的要旨的同时,析解了各自所作出的贡献及存在的不足。     

美国传教士的中国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美国的中国研究始于新传教士的来华活动,他们的研究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文章通过对美国这些新传教士中国研究的主要成就和中国观的简单梳理,就其特点与影响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