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转型研究

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构成上海社会组织的主体。尽管上海社会组织建设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且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制度障碍。在当前社会转型条件下,上海社会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加强分类指导,强化政策扶持,改革管理体制,完善内部机制,严格依法监管,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从人才资源到“人才经济”：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物质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峻的今天,经济发展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初衷已经悄然改变。其发展悖论凸显。两型社会建设框架的提出,为解决这一经济发展悖论提供了契机。必须充分认识和利用人才资源作为社会第一资源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将人才资源及其派生的其他非物质资源作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发展人才经济,不仅是解决经济发展悖论的方法,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向边疆布道:中华国内布道会史初探

中华国内布道会源于1918年8月中外基督徒在庐山举行的一次灵修会,七位著名华人信徒提议向云南宣教,先于1919年4月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之部",后于1920年7月改称"中华国内布道会"。该会先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四川会理开辟教区。该会开启了华人信徒边疆布道的先河,也是当时本色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女基督徒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区域性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探析

区域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关系密切。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区域高校基本职能之一。高等教育与地方区域通过互动,求得双赢和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区域性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现途径为：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发挥高校科研资源优势,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依托高校的“文化中心”功能,引领区域软实力的提升。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情以物迁诗以"兴"言——论中西诗歌视域中的"兴"

指出中国诗歌独特的魅力集中体现为对“兴”的重视,认为“兴”反应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而深邃的诗性思维与美学原则,以及一个古朴民族诗意栖居的特质;并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视角重新梳理“兴”这一独特而复杂的中国诗学概念,以此比较中西诗歌在表现方法和文化上的深层差异。     

诗人的求真精神与初期白话新诗运动

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兴起与新诗的倡导者、尝试者们的求真精神密切相关。"求真"精神就是在创作中融入诗人自身真实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注入时代精神。求真精神是初期白话新诗运动的重要动力和艺术追求之一。理解了这一点,能较客观地分析白话新诗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独特性;把握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以及正确地看待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