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成因分析

现代医学认为流行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而从传统医学角度而言,所谓流行病是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热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在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之为疲、疾疲、瘥、札、疠等.宋人也大体承袭了这一提法.通常情况下,疫病与流行病无法确切区分,因此,统称流行病为疾疫或瘟疫.宋代江南地区是流行病的多发区.这大概与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气候温湿、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经济较为活跃易于细菌病毒繁殖有关.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女性主体价值的艰难找寻——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的文化意义

朱淑真、李清照并为宋朝文坛的两大家,其作品表现了对女性主体价值的寻找,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寻找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李清照是用温柔敦厚的“融入主流”方式,朱淑真是用“女性本位”的方式,特征是刚烈凄厉,催人肠断,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里人们更称道李清照的创作,对朱淑真的作品不以为然的原因。     

宋蒙战争与易代之际宋诗的诗史书写

宋蒙战争是一场关乎南宋最终命运走向的战争,宋末诗家心系时局,以诗为史,反映战事进展.局部战争时期,李曾伯、魏了翁等人在诗中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关切.蒙古分三路正式进攻南宋后,王同祖在金陵幕中以诗专记战时应对之策与襄樊、江淮战事,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钓鱼城大捷后,刘克庄等人除以诗相庆外,还对战局的走向充满忧思.至襄樊战败,...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     

宋代牧羊业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牧羊业是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官、私牧羊业,尤其是北宋以及北方的牧羊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与宋政府的政策导向、社会饮食习惯、贵羊贱猪的中医理论、羊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牧羊业的兴盛为宋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重要的手工业原料、必要的军用物资,对于活跃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国防安全有着重大意义.     

试析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农民思想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与思考,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民思想。他的农民思想虽然包括一些错误的观点,对农民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对国民革命的失败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包含有许多先见性的思想,如分析了农民的阶级性、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农民政策,为当时农民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