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试论唐宋岭南少数民族手工业

唐宋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纺织业、食品加工业、工具制造业、矿冶业等,对岭南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岭南少数民族的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也具有交融性。     

浅议宋代的声诗

声诗是指齐言的入乐的近体歌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声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并认为至五代时声诗逐渐衰落,为长短句所取代。其实宋代也有大量的声诗。本文从宋声诗的传唱、宋声诗的内容和风格这两个角度对宋声诗的总体特点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指出:宋声诗的传唱很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当然还包括文人;宋声诗的题材非常广泛,在风格上具有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在形式上也很灵活自由。对宋声诗的描述,可以澄清许多问题,并对已往一些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不仅可以丰富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云韶集》与陈廷焯初期的词学思想

陈廷焯学习填词,经历了一个由喜写艳词到崇尚醇雅的过程,接受了朱彝尊以雅为尚的审美观念,还仿照《词综》的体例编选了一部历代词选———《云韶集》,但在宗南宗北及师法对象等方面修正了浙派词学过于偏激的提法,这正是他后期词学立场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契机。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婚姻考论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既与宰辅大族联姻,也选择有发展前景的新进士为婿或姻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藉此长期维持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并对北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村庄革命的“内生性”及其限度——试论孙犁的《村歌》

《村歌》是孙犁根据1947—1948年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创作而成的中篇小说。本文通过对《村歌》的文本分析指出,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孙犁试图借助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记录、反映并想象和建构革命的现实与远景。区别于同一时期大部分的土改小说,孙犁在《村歌》中并未着力呈现政策对现实的引导或两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张岗村的土改运动主要被叙述为政策引导下村庄内生的革命潜能的引爆,土改中遇到的阻碍大多通过村庄中人半自发的组织、互助和话语创新得到解决。这一构造内含着孙犁对革命路径的想象,即革命不仅意味着对村庄的颠覆和改造,更存在着从乡村传统和日常人伦中生发出来的可能。但同时,在小说中,激荡的革命情绪最终仍然被回收为双眉个人情感的高扬,却也症候式地呈现了这一革命想象与现实的龃龉,和在新的历史情势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论清代隐逸女词人薛琼

明末清初著名词人薛琼一生随夫隐逸于无锡东乡的鹅湖镇。其诗词典雅,幽美,大量描写了对隐居生活的喜爱与赞美,然而流存的薛琼的资料甚少,只能通过其家人的部分记录来研究薛琼。     

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