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油天然气勘探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是我国古老的油气产区,从1958年到1966年,石油部在四川盆地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油气勘探会战,虽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离原来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这一过程中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值得深入总结。通过梳理两次石油会战的过程,指出尚存在如石油流失、油气比例相差悬殊等问题没有解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四川盆地从成烃、成藏理论到构造、岩性等地质特性做重新认识的观点。     

现代松辽分水岭的地貌结构及第四纪以来松辽分水岭的演化

分析了现代松辽分水岭的地貌结构，阐述了第四纪以来松辽分水岭的演化过程，提出了北东向前郭─双山断裂在分水岭演化中的意义以及分水岭东西两段的差异演化过程。     

普光陆相地层天然气成藏条件与主控因素分析

普光地区陆相地层烃源岩主要发育在上三叠系须家河组、侏罗系自流井组和千佛崖组,以局部盖层为主,由须家河组及以上地层的泥质岩构成,储层主要为须家河组须二及须四段砂岩。通过对烃源岩特征、储层条件、盖层分布、圈闭类型及成藏模式等成藏地质条件的综合分析,认为普光陆相地层具有较好的生储层搭配及盖层,为陆相气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生烃凹陷控制气藏的分布范围;燕山期的古隆起（古斜坡）控制着油气运聚的方向;断裂及裂缝起着输导和改善储层的双重作用;其中后两个因素通过沟通油气源、有利沉积相带和形成圈闭等作用控制着普光陆相天然气的成藏。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乌—夏地区不整合油气藏成藏数值模拟研究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乌—夏地区目前已经发现了多个与不整合相关的地层油气藏， 分析这些不整合在油气成藏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三维地质模型和剥蚀厚度分析， 恢复了研究区不整合的形成和埋藏史， 并进行了成藏动力学的三维模拟。结果表明： 乌—夏地区的三套烃源岩分别在不同的地质时期达到成熟并排烃。佳木河组烃源岩在中晚二叠世成熟， 风城组烃源岩在晚三叠世开始成熟， 下乌尔禾组烃源岩则在侏罗纪末开始生烃。不整合输导的模拟表明， 靠近烃源岩层的不整合在油气运移中的贡献远大于远离烃源岩层的不整合， 油气在不整合中沿着风化淋滤带和底砾岩层中微构造的脊部运移， 形成优势运移通道。风化淋滤带中的油气横向运移距离短于底砾岩层中油气的横向运移距离。同一不整合中， 油气容易在风化粘土层薄弱环节突破， 进行窜层运移。不整合不但是油气输导体系， 也是油气聚集的场所。     

黄龙场构造长兴组裂缝预测

四川盆地黄龙场构造长兴组主要为生物礁储层， 裂缝是影响单井产量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研究区构造成因及动力来源， 总结了研究区构造形成模式。结合石油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 岩石力学和各种生产资料， 利用古构造应力场二维数值模拟， 对研究区岩体的破裂程度进行预测， 然后计算出研究区岩体的破裂接近程度， 确定岩体破裂程度与裂缝发育的关系， 确定裂缝发育级别， 对裂缝发育程度、 裂缝类型和产状进行综合预测。得到了黄龙场地区早晚期主应力的矢量方向， 并把裂缝发育分为 2 期、 4 级和 6 类。     

准噶尔盆地北三台西南斜坡带油气成藏分析

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原油族群的划分和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的测定和分析，认为在准噶尔盆地三台-北三台-北三台西南斜坡带存在早燕山期、晚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3个成     

巴楚隆起寒武系层序格架及生储盖组合特征

通过对野外露头剖面、 钻 （测） 井、 地震解释等相关资料的综合分析， 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为指导， 将塔里木盆地巴楚隆起寒武系划分为 3 个二级层序， 14 个三级层序， 其中二级层序均为 I 型层序， 主要发育海侵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 在寒武纪， 研究区主要表现为局限台地—蒸发台地的交替沉积， 其水体深度西北缘相对较大， 东南部相对较浅。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体系域发育特征探讨了研究区生储盖发育特征及时空配置规律， 共发育 1 套烃源岩、 3 套储集层、 2 套盖层， 烃源岩为 SS1 海侵体系域， 储层分别为 SS1 高位体系域、 SS2海侵体系域、 SS3 高位体系域和海侵体系域， 盖层分别为 SS1 高位体系域和 SS2 高位体系域， 组成了两套较好的生储盖组合。研究区内野外剖面和钻井岩芯资料显示： 白云岩多数经历过热液改造， 在热液改造强烈的地方溶蚀孔洞较为发育， 因此， 在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 热液通过断裂运移对原岩进行溶蚀和改造， 易于形成较好的储层， 进而形成较好的油气藏。     

Handing down the farm?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irrigated farm succession in Australia

Farming is still primarily a family concern in Australia. Having a farm successor in place is important as i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the current farmer adapting to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hence may have long-term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and profitability of agriculture. We used current and historical surveys across a number of irrigation districts in the southern Murray-Darling Basin to stud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farm succession. Irrigation farms with (and without) a named successor have decreased over time, while uncertainty about succession has increased rapidly. There wa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successor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urrent and future management of farms. Those with no successor in place are more likely to go into a period of stagnation (such as selling land, not adopting efficient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ot increasing irrigated area). One key finding is that increasing uncertainty about succession among irrigated farmers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influenced by issues surrounding water security in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