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属于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范畴,其补偿方式有着复杂的多样性,其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的协调合作,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和补偿主体多元化机制,强化和完善生态补偿的税收调节机制,实行水源区生态标志制度。     

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五六年间,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发展的标志,一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的取得,二是一批具有前沿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充实、丰富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结论,有的则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社会功能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以娱乐大众、表现日常生活为创作旨归,借助于商品流通的渠道广泛流播于民间,这是对以"传道"、"言志"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的反叛。曲子词包括商业功能、娱乐功能和社交功能在内的各种社会功能,不但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后代"流行歌曲"的蓬勃发展确立了成功的典范。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宋词赖以繁荣的动力,也正来自于这些社会功能的不断发展和强化。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流行音乐中“韩流”现象之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流行音乐即“韩流”以其鲜明的特色开始席卷中国、东南亚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正是因为“韩流”能够持续不断地创新并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发挥其另类现代化的优势,才能在亚洲国家获得空前的成功并产生强大的经济波及效果。然而“韩流”过分依靠包装且模仿过度,加之韩国对流行音乐投入减少和黑幕频现,造成了“韩流”的昙花一现。中国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应该通过对“韩流”现象的反思,积极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并走向世界。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南方谈话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逻辑——兼论社会主义对资本的驾驭与导控

1992年前中国经过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的计划配置与商品的市场配置的矛盾,使中国面临着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是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况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解开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死扣,它意味着资本只是我们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奉行的主义。南方谈话以来,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虽然有效化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矛盾,但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即资本要求价值增值和社会主义要求维护大众利益的矛盾,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正是回应这一问题的需要。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以人的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使发展的结果与发展的目标相统一,从而实现用社会主义力量将资本纳入到"以人为本"的轨道。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研究

道教史学编纂肇自魏晋,其发展大势,则自隋唐两宋始。此一时期,除教士外,教外士宦亦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史著大幅增加。同时,道教史家打破了魏晋单一的由私家完成的编纂模式,御制、奉敕编次、私家撰修等编纂方式的出现,使史学编纂呈现多元化特征。弘扬道教;维护统治秩序;参与、记录儒释道间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促进道教史学的建设,构成其编纂旨趣和目的。隋唐两宋,道教史学编纂渐趋成熟,这种成熟也是中国道教史学迈向繁荣的表现。     

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