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

抗战时期,陕西既是抗战的前沿阵地和西北开发的重点省份,又是华北和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联结西北、西南整个大后方和国际援华渠道的交通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当时陕西的千万同胞,则在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保卫黄河河防、直接抗击日军以及防空、支前等方面,发挥了责无旁贷的积极作用,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汉代关中游侠刍议

两汉时期,关中任侠之气盛行,出现了许多名噪一声的游侠人物。这些游侠一方面拥有打抱不平、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的正义精神,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蔑视国法、任意妄为甚至杀人如麻的一面,给国家治安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因而成为官府镇压、屠戮的对象,许多游侠因此结局悲惨。后世文人对于游侠的评价,大多过于看重他们正义、勇武的一面,而对于他们杀人越货、打家劫舍一类的恶行,则往往给予掩饰或美化,不符合历史真实。因此今人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给游侠以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评价。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南朝中央官学探微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长河,南朝时期既承受着外部胡马临江而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又面临着统治集团内部渐趋激化的阶级矛盾。可谓是王朝兴替、兵蠡迭加、君如举棋。然而,政治的局部稳定,经济的相对繁荣,再加上有识君主的提倡,从教育体制方面来看,南朝较之两晋有着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刘宋和萧梁时期,由于政权的相对稳定,中央官学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形式。不仅有国学,还创建了学馆,更有专门形式的教育。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作者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 而且编排格式独特, 似与唐五代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源头。     

黄河流域曲家与明清时期的南曲北渐

集》)还曾同门人一直选订元剧六种 ,编成《改定元贤传奇》一书。不过由于他是北方人 ,难免长于北曲而短于南曲。概言之 ,“《宝剑记》所用腔调 ,是以流传到山东的海盐腔为主 ,又汲取本地土腔而成的一种混合形式。这种形式符合我国戏曲‘错用乡语’ ,随地滋发的流行特性 ,是有生命力的。”[2 ]我们应该看到的 ,倒是作者在运用南北曲子配搭唱腔方面的成功之处。众所周知 ,北曲比较刚劲激越 ,南曲比较清闲委婉 ,而作者却很好地运用了曲调这一感情色彩。如三十七出《夜奔》 ,作者连用了《点绛唇》、《新水令》等九支北曲 ,描写林冲有国难投的心…     

明清晋陕沿黄流域贸易经济圈刍议--以晋西、陕北为例

晋陕两省地域相邻,经济交流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该区域形成了沿黄河两岸地区的固定贸易圈,并富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互补性,体现了沿黄河流域贸易圈快速而稳定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