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东坡黄州词的创新及原因分析

苏东坡对词的最大贡献公认是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社会功能,提升了词的品位,指出了词的向上一路,使之与诗相媲美,成为传统文学上的双璧。他对词的创新在贬居黄州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认为是豪放词的代表之作。通过对他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及创作特色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是黄州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人文环境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条件和创作思路,是苏词创新的推动力。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丑角、看客与孤独者的悲喜剧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形象之比较

鲁迅与穆时英笔下都塑造过一系列具有丑角特质的形象。不同的是,穆时英笔下的丑角具有自觉性,以小丑身份为面具,掩盖自己的孤独与恐惧;鲁迅笔下的丑角多是非自觉的,他们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念,却因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被人当作小丑、疯子。从中折射出两位作家迥异的生命观,穆时英从个体角度出发,写出了都市人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面具的无奈,对丑角表演持拥抱态度;鲁迅则从批判国民性的宏观角度出发,敏锐地意识到了丑角表演背后的隐忧,对其持拒斥的姿态。     

三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在笔者发表了《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本刊2004年第1期)后,对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已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本文是对讨论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评述,并进一步论证了今本《大唐新语》之为伪书.     

评茅盾1949年前的“鲁迅论”

本文集中对茅盾1949年以前有关鲁迅的论述和评价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了茅盾＂鲁迅论＂的分期、内容及特点,其中涉及到茅盾在研究鲁迅作品时的几个重要理论术语和提法,指出了茅盾＂鲁迅论＂对鲁迅研究界的贡献和影响。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苏轼“平淡自然”论及其艺术审美理想

20世纪以来，关于苏轼平淡自然艺术理论研究的文章数量众多，但基本是围绕着苏轼晚年趋于平淡自然风格的追求与他大量的“和陶诗”来谈的。实际上苏轼的“平淡自然”艺术思想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这里从时代风尚、艺术创作、人格境界、情感守护以及人生艺术化等几个方面论述苏轼的“平淡自然”的艺术思想。     

社会参与在鲁迅文学活动价值生成中的意义

社会参与意识在鲁迅文学活动价值生成中具有怎样的意义？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中能窥见文学创作观念、文学批评观念以及整个社会精神文化的变迁。正确认识社会参与意识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也有利于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批评。     

论苏洵的“人情”观及苏、王关系

苏洵<辨奸论>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话题.此前的研究,多从版本和史实考订的角度切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难说得以圆满解决.本文试以考察苏洵的"人情"观为重点,观照决定苏、王关系的深刻思想分歧,有些疑难似更容易理解.     

构筑精神世界的另一半——鲁迅绘画活动的精神意义

在鲁迅的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活动一个是文学,一个则是绘画,或称美术,他的精神世界,也就一半在文字中,一半在画中。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一半内容是理性的,如为人生的精神追求,对文学艺术社会性、批判性、真实性等的追求;一半内容是感性的,如欣赏的追求、娱乐的追求,甚至是半休闲半病态趣味的追求。理性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感性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其绘画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