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全过程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有利于保证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效衔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的阐释标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民主话语体系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力,凸显《宪法》规制的全过程民主的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依宪治国""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宪法》是全过程民主得以实现的法治保障,《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是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保证,全过程民主标志着美式民主神话的破产。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举措是:健全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人权制度,全面加强党对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全过程民主的制度自信。     

《魏玛宪法》溯源

关于《魏玛宪法》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德国文化和传统的作用,有的学者则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等。探讨《魏玛宪法》的渊源,应该结合魏玛共和国和《魏玛宪法》产生的背景,《魏玛宪法》实际上是德意志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宪政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宪法人权条款的理性分析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开启了制度化的进程,为我国的人权问题从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的转化提供了宪法渠道.本文对我国人权价值论证方式、人权条款的设置模式、人权保障的修宪模式进行了理性剖析,我国的人权保障具有价值论证上的社会性强调、人权条款上的抽象化设置、修宪模式上的制度性演进等特点.     

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

宪法学是一门法律科学,这是由宪法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宪法学应然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思想（宪法哲学）、宪法规范与制度及宪政运动规律。相应地,宪法学的研究范围也应该包括宪法原理论、宪法制度论、宪法保障论和宪法价值论。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密切相关。文明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内在属性;现代宪政建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制度性保障。现代宪政建设不仅是制订宪法,更是实践宪法。各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宪法实践程度的差别。因此,宪政文明建设除了要考虑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原则外,还要照顾到各国的国情。就中国来说,宪政文明建设包括国家宪政化、政党宪政化以及社会宪政化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宪法司法化中的违宪审查制度及其模式选择

宪法司法化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违宪审查,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司法审查;二是司法判断,即适用宪法以裁判疑难案件。因此,违宪审查制度应选择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作为制度模式。普通法院依据宪法制度行使违宪审查权并不构成对最高权力机关权力的侵犯。     

“超然主义”:近代日本政治的底流

明治宪法标榜天皇主权与职能性分权,同时以议会代表"国家公义",这从根本上为"超然主义"提供了可能。"超然主义"实为近代日本政治之底流,它并未随藩阀政治的结束而消失。在藩阀政治受挫后,伊藤博文、桂太郎等通过政党实现的只能是相对"超然主义",而且,他们的期待最终被政党所"出卖"。经过大正民主运动,"超然主义"作为政治潜流持续存在,并与政党一样获得发展,当"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被民众质疑和抛弃时,新官僚力倡普选,以民众广泛参政强化天皇权威,同时否定政党组阁的正当性,"超然主义"卷土重来,并显得比明治时代更为"成熟",成功"逆袭"政党政治,它看似基于民意,实则相反,政府超然于民众与议会之外,这也为法西斯独裁专制打下了基础。     

《1954年宪法》与毛泽东的宪政思想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1954年,制定了《1954年宪法》——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是《1954年宪法》的总设计师",这部宪法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他对《1954年宪法》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宪政思想,标志着毛泽东的宪政思想达到了最高峰。这其中既有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也有教训需要我们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