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作响法无声?美国国家紧急状态历史叙事及当代启示

美国建国以来数次遭遇的国家危机,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法遭遇的严峻考验。如何在宣告“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充分利用紧急权力应对危机,又如何用法律约束紧急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过大而侵犯个人权利,这是美国制宪者思考的关键问题。当美国总统通过宣告“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获得紧急权力克服国家危机的同时,美国宪法精神在此期间不断地被重塑。本文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国家紧急状态的梳理,揭示国家紧急状态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权力运行模式,指出美国宪制下政治权力与法律规范之间密切关联。     

借鉴与调适:贿赂犯罪调查模式宪法化探索

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贿赂犯罪侦查模式的基本特征、表象及其失范困境,对推进国家监察改革语境下贿赂犯罪调查从立法到实践有重要的意义及价值。我国贿赂犯罪侦查主要表现为侦查主体独立性缺失与启动侦查随意性扩张;侦查手段独立性不足与创新性缺失;被调查对象防御权受限与人权保障缺位;"口供中心主义"的依赖与侦查逻辑积重难返。在未来的监察立法及《监察法》修订和完善中,藉由现行宪法基本价值为承载,借鉴贿赂犯罪侦查模式中的合理内核,探索宪法化的监察机制调适,为调查活动有序展开、高效实施提供指引。     

论日本法的发展特征及趋势——以当代日本混合法的演进为视角

日本作为混合法系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家,其法律制度的变迁先后经历了学习中国、学习法国、学习德国、学习美国等几个阶段。正是在这几个不同时期的法律继受和移植过程中,日本逐步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吸收和创新最终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二战战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和改造下,全面继受了一些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英美法原则和理念,而1946年宪法的制定将美国法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等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试从该角度入手考察二战后日本在英美法系影响下的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而总结近现代日本法所呈现出的混合化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从明仁到德仁:天皇缘何强调其象征性

日本明仁天皇、德仁天皇即位时都宣誓,遵守《日本国宪法》,尽到日本国及日本国民象征的责任。从历史、制度、天皇退位这三个维度,分析日本明仁上皇和德仁天皇为何不断强调其象征性,有助于更深刻认识从平成时代到令和时代过渡期的日本政治。从日本宪政史看,明治帝国宪法下的天皇制是一种军国主义战争模式,而在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下的天皇制则是一种象征和平的模式。安倍晋三首相力图在任内修改日本宪法,不仅涉及宪法第九条问题,也涉及天皇制问题,其前景值得关注。     

A review of the role of Malawi’s law reform agency in criminalizat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 of female same-sex sexual conduct

Abstract

The Law Commission is an institution created by Malawi’s 1995 Constitution with the mandate to review and recommend laws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2000,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Malawi, the criminalization of female same-sex sexual conduct. This was enacted into law in 2011.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Commission in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x- and gender-related laws to address gender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It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egal developments since colonial times, leading to the adoption of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and commitment to incorporating human rights norms and standards in national laws. It argues that, in contradiction to its mandate, the Commission played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law that further marginalizes women and entrenches sex discrimin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mmission should therefore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actions and review the offending law sua sponte.     

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实质是提高依宪执政能力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提高党依法执政能力实质是提高依宪执政能力,这是由宪法的内容、性质、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实质是促进党领导下的以宪法为核心,以人权保障为起点,以法治、有限政府、独立司法为理念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执政能力的全面提高。     

"五五宪草"之立法技术分析

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及结构、内容和外部形式看,其立法技术,包括体制技术、程序技术与表达技术,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之间,充分体现了"理性"与"经验"、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法律发展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五五宪章"不仅为当代立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的经验,而且为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资源。     

论当代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迁徙自由权的法律确认,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真正实现迁徙自由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迁徙自由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以宪法形式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就会得到实现。     

“五五宪草”的历史回顾与宪政反思

“五五宪草”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较量、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五五宪草”虽然没有走出工具性完法的历史窠臼,但对当今中国的完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从内容和制定过程来看,制订者努力寻求本土资源与西方宪政文化的融合,充分体现出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平衡;制定过程中,执政当局对于社会舆论给予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使政府与民间在制究过程中形成比较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完草制定者在充分考虑国家的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对宪法的实行给予极大重视。     

辛亥革命真是20世纪中国多灾多难的开端吗?——与萧功秦教授商榷

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最基本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二是要正视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亦不例外。可以说,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开端,若以20世纪为视点,《辛丑条约》则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个表征焦点,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多灾多难的观点是有违社会客观史实的。偶然性中寓含着必然性,辛亥革命的成功绝非想象中的"轻而易举",更非人类历史所罕见。基于立法者认知水平和当时社会条件所限,民国初年制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不成熟,甚至还存有较大疏漏,但界定其为"恶法"并将后革命时代的大分裂归咎于此"法",显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纵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多灾多难肇始于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绝非以辛亥革命为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