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确立及其存续的原因

日本战败投降后 ,根据战后新宪法 ,天皇成为没有政治实权的国家的象征。导致象征天皇制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天皇和皇室努力与国民接近 ,统治集团极力维护和强化天皇权威 ,广大国民长期以来对天皇的崇仰感情是其中主要因素。     

论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的民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国家负有保障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责任。受教育权目前还不是民事权利,但平等地位的第三人侵害民族地区公民受教育权构成违反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民事侵权,受害人有权获得民法救济,具体的救济方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更换监护人等。     

张爱玲：现代的本土化与传统的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交融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也正是她作品的特点和价值所在。在张爱玲的创作中,现代的本土化与传统的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这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想与传统形式对接的思路与可能,也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行文学的民族化建构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论经济内容的立宪设计

战后宪法发展出现立宪经济化趋势,这在多国宪法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对此多给予积极评价,我国亦如此。对立宪经济化的评价应当从宪政实践去考察,否则,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这不但无益宪法实施,对立宪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立宪设计应当以对这一现象的正确评价为基础。这使宪法被赋予了同普通经济法一样的直接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对经济立宪的期望和立宪现实是否恰当,却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论宪政维度下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护——以某镇的征地纠纷为研究范本

在农村土地纠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宪政问题——国家权力与农民利益之间的动态博弈,由此导致政府立法与农民守法之间的矛盾。在还是以法律和政策的强制性管理为主的农村,农民虽然不懂政治,但却懂得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在表面上对政府权力妥协和服从的同时,其实会运用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方式来抗争、谋利。为避免过分冲突导致的资源浪费,国家在立法上应赋予农民话语权,执法应符合程序法治,同时给农民提供更多的维权途径。     

简论美国宪法的超稳定性机制

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一部成文宪法,在长达20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美国宪法始终保持其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美国宪法的超稳定性机制及其长久生命力就在于其本身的"谈判机制"以及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和自我适应机制。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因循各利益集团现实实力重新分配联邦保护权和资源的动态之中。     

“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三大比较

孟德斯鸠系统地阐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思想的重要发展.对"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的比较,应从两大思想的立论基础、构成形式和分权实质等方面入手.虽然"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都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美国平权措施的宪法争议--析联邦最高法院的两项判决

美国平权措施,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受到白人挑战,白人提出这是对白人的不平等,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这一宪法争议特别反映在大学入学政策上.近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此作了两项判决:一是"格鲁特对伯林杰"案(Grutter v. Bollinger),针对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入学政策;一是"格拉斯对伯林杰"案(Gratz v. Bollinger),针对密歇根大学部的入学政策.平权措施主要宪法依据是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最高法院在适用此项宪法原则时有重要例外,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出发;一是为弥补历史上的歧视后果.最高法院又宣布,凡使用种族作区分标准的法律,必须运用"严格的透视"和"紧迫的利益".据此,上述两项新判决,都有利于"种族多元化"和平权措施.这是美国当前对平权措施宪法争议的最新认定.     

党章宣誓的渊源、机理与制度体系构筑

“对党忠诚”,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首要政治品格,又是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章作为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忠于党章是“对党忠诚”的重要表现形式。宣誓行为在政治仪式中的出场,体现了人类对宣誓行为的认知从自然崇拜向政治文明现代性的转变。党章宣誓制度能够成为引导和教育党员政治忠诚的有效方式,其根源在于宣誓语言的述行性、宣誓仪式的伦理价值和宣誓行为的共情力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既有入党宣誓制度的基础上,构筑贯穿党员“政治生命”全过程的党章宣誓制度体系,使之成为党员“对党忠诚”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２）因具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备受推崇,它是我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然而“临时约法”的制定者并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实际,终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宪法文化上看,“临时约法”的命运反映的是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对于“大典”和“朝纲”的处理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