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书衣文录》的精神分析

孙犁在“文革”后期沉迷于装修藏书 ,这是他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 ,心态更加内倾和固守自我的本真性的显著表征 ,是变态心理和常态心理的交织互动。而《书衣文录》的写作 ,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昭示了纯粹文化人在社会文化关系剧烈变动时与立身之本———文化切不断的血肉联系 ,以及孙犁对自我意识的固守和对理性精神的高扬     

《北里志》作者和创作考述

《北里志》是一部描写唐代大中年间长安士子狭邪生活的实录式笔记小说，作者孙棨。《唐摭言》和《唐才子传》误将作者记为赵光远的原因，既与赵光远的家庭出身及骄侈生活有关，又与赵光远狭邪香艳的文风相连。孙棨创作《北里志》，一方面受到晚唐笔记小说创作繁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叙述艳情故事来垂戒后世。从《北里志》的实际流传情况来看，此书却实开后世艳情小说之端。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运动身体叙述

《太阳照常升起》被认为是海明威最优秀的作品。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运动身体叙述主要有两类：宗教性的运动身体和政治性的运动身体。这些运动身体叙述承载了现代文明丢失了的古典价值观,表明了海明威期望通过对运动的推崇来拯救现代文明的创作目的,同时也阐明了海明威将勃莱特塑造为传统背叛者以及对西班牙和斗牛钟情的内在原因。     

孙子兵学与中医“用药如用兵”

任何事物,都有实体支撑和整体关系两个层面。孙子兵学和中医都把重心放在各自领域的自然整体关系层面,因此前者提出"以形相胜",兵形重于实力,后者主张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自然整体,其内部和外部的全部复杂关系具有无限性、个别性,会随时变化而不确定。孙子兵学和中医对这样的本始自然的关系状态,采取尊重、保持和因顺的态度,而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加以预设、控制和限定,故孙子兵学和中医的规律在表现形态上、在如何把握和运用上,有共同特点,而与西医和西方科学有别。     

《公孙龙子·名实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称之为公孙龙思想奠基之作的《名实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名实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名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孙中山精神: 形成、内容和意义

孙中山精神的形成机制主要在于:深深地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肥壤沃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与西方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深受其亲人、好友和伟人精神品格的影响。孙中山精神的基本内容有:反帝反封建,救国、建国的爱国精神;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艰苦奋斗精神;崇尚德治,强调德教和修身的重德精神。孙中山精神对于我们准确、完整、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或学说、实现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培养时代新人、提高现时代领导者素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集团与袁世凯的恩怨

孙中山集团属于共和立宪派，主张大权归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袁世凯属于君主立宪派，主张大权归总统，议会仅供咨询，议员只是顾问，内阁是侍从，仅供奔走。双方是对立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合作。合作是暂时的，冲突仍然难免。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与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交通大学确立的“知行”校训，与孙中山当时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知行观有直接联系。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强调科学认识的重要性以及正确理论对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并以此推动史无前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步伐。校训“知行”二字体现了从古至今人们不懈追求的大学精神，是古老文化传统与现代学术理念的完美结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推动社会经济大发展、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仍需要把握好知行关系，继续传承“知行”校训的精神底蕴。作者建议“知行”校训字体恢复取自孙中山的亲笔题字。     

孙科关于铁路建设的理论及实践

孙科继承孙中山铁路富强中国的思想,强调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基础上,为中国绘制了一幅铁路建设蓝图,主张在"平等互惠"、"不损主权"的前提下,借用外资、以庚款和关税收入作担保发行公债等一系列方法来修筑铁路。孙科关于铁路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对今天中国的铁路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太阳的记忆--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

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十九日,明思宗自缢身亡。东南沿海士民为了纪念他而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明清易代后,三月十九日的象征意义由为君父报仇移转为“反清复明”。但是,当记忆的主体把对崇祯帝的纪念嫁接在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之上后,三月十九日便开始了其历史记忆/忘却的旅程。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三月十九日话语在丧失其公共性之后,仍然以个体记忆的方式存续于民间,及至20世纪初,由于反清排满的革命者把三月十九日置于民族一国家语境里加以叙述,使三月十九日获致了近代性意义,而民国后大量出现的三月十九日历史记忆/忘却的再生产则透显出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