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探学理,深绎史脉——纪念孙叔平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从学术成果入手,阐述了孙叔平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双重贡献。孙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分说,以四大块构成辨正唯物主义,以“3 9”构成唯物辩证法,以七大块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基本原理的研究,均有学术个性可观。其成果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从五个方面概述了孙叔平教授对中国哲学史合法性的探索:孙著《中国哲学史稿》建立了“三合一”的中国哲学演进史;以中哲史自身的逻辑发展和相关科学理论为元理论;建立了主客观一,古今统一,认识和价值统一的评价系统;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写作方法;中哲史范畴系统的建立。     

简析孙中山的建党思想

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到支持多党竞争、政党内阁,从"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到建立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学习苏俄经验,从而使他的建党思想得到完善、成熟,逐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1928-1929年孙良诚在泰安岱庙的施政及其困局

1928年5月,泰安成为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孙良诚任省府主席。其在任期间,选择性执行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幅拆改岱庙。孙良诚在该庙举行的诸种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但甚少顾及民生与民间信仰传统,且伴有省政府与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权力冲突。孙良诚对岱庙的改造与利用造成政治动员、古迹保护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得到一些新知识人赞同之时,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与批评。1929年4月,孙良诚奉冯玉祥之命离鲁,岱庙的政治色彩随之骤减,而当地民间信仰习俗渐趋常态。这一时期岱庙遭劫的命运表明,孙良诚的施政既凸显其个人威权,也遭遇党政纠葛与派系纷争,终究未能实现区域性"善治"。     

试论孙中山的领导思想及其崇高的革命风范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共和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领导思想和崇高的革命风范。其领导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包括有领导本质理论、领导体制理论、领导用人理论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领导思想和治国方略的最高成就。其在领导实践中形成的恢宏的气度,顽强的意志,与时俱进的品格,天下为公的境界,具有巨大的感召作用。     

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

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如何治党、治国进而统一全国的方略。它既是国民党重获新生的一个表现,也是孙中山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瞿秋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几次解读

瞿秋白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有一个变化过程:192 7年“4·12”政变之前,瞿秋白对孙中山评价较高,褒多贬少;后期则评价较低,贬多褒少。这一变化主要因为蒋介石借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金字招牌”推行反共反革命政策,以及瞿秋白一度犯了“左”的错误。     

孙吴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推论--读《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韦昭《博弈论》

孙权太子孙和对宾友蔡颖诸人耽于“交游博弈以妨事业”的情况甚为不满,命中庶子韦曜(即韦昭)等“各著论以矫之”。曜作《博弈论》,申述儒家修身之道,批评士人沉缅于博弈不仅妨碍事业,而且有损于道德。孙和张扬儒家正统的娱乐观念,表明孙吴政权进入中期以后,其第二代人物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逐渐雅化。孙吴统治集团原本出身寒门,受儒家礼法观念的影响较浅,崇尚世俗娱乐,在行为上则显得轻薄浮华。随着其新生代的文化进步,必然产生雅俗冲突。此外,追随孙吴统治者肆情纵欲者,又多为汉末流寓江东的北方人士及其后代,而江东本土大族人物则多严正。由《博弈论》又可见出孙吴侨、旧士风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侨士脱离乡里,舆论制约相对减轻,而求仕进取对孙吴皇权的依赖性较强,江东儒学旧族则相反。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变化——基于其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分析

孙中山思想研究的论著无数,探讨马克思主义对孙中山政治思想影响的文字也不少。但是,缺乏从马克思主义全球范围的传播和实践中,考察对孙中山政治思想影响的研究。本文通过孙中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发展过程,讨论其变化和曲折。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