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     

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体系探析

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是孙思邈全部医学伦理思想的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他全面论述了处理医患关系的医德规范,明确提出了处理医际关系的医德规范,并首次对医社关系进行了论述,开创了较完整的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体系。他的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夏峰北学（续完）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三百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①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地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略论民国初期孙中山的筹边对策

民国初期,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强烈呼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反对外敌入侵。他的“五族共和”思想成为凝聚各民族的一面旗帜。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筹边对策,力主在边疆地区改建行省,提出在边疆地区发展经济,尤其是修建铁路,移民垦殖等,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武昌起义后,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势不两立,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相关著述十分丰富,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韵会定正》的韵类特点——兼与《古今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比较

《韵会定正》为明初孙吾与所作的韵书,此书久已亡佚,但在现存《永乐大典》和《洪武正韵笺》中保存了其一部分反切。这些反切反映出《韵会定正》韵类的12条特点,有些特点反映出通语韵母在明初的进一步变化,还有一些则透露出作者的方音。总体看来,该韵书的韵类系统与《古今韵会举要》相比已有很大发展,而与《洪武正韵》（八十韵本）较为接近。     

《孙子兵法》在《三国演义》战例中的运用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用兵原则受到三国时代军事家的高度重视。《三国演义》所述战例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原则的灵活运用,对于中国古代兵家行军作战具有指导意义。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