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的百年历程

学科意义上的法社会学在中外走过了110余年的旅程,历经曲折而又异彩纷呈。它真实地记载了法律本位的变化,并日益呈现出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向视野融合。     

关于网络募捐的监管问题

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募捐,虽然有着独特的社会救助效应,但也暴露出其在法律依据、主体确认、可信度、救助效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从分析网络募捐的定位和存在问题入手,探讨网络募捐的监管问题。要明确如何通过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审批和管理、加强网络监管、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等方面加强对网络募捐的监管,从而引导和规范网络募捐健康发展。     

合同违约责任法律救济措施的经济学思考

合同违约责任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两种,大陆法系强调实际履行的重要性,而英美法系更注重损害赔偿的救济功能,从我国国情和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我国合同违约救济措施应采纳大陆法系“严格的效率违约”理论,即原则上应以实际履行为主要救济措施,在实际履行明显不符合效率原则时强调损害赔偿的救济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付出的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     

论特殊防卫的性质

当前,社会各界对正当防卫和防卫限度问题正在开展新一轮反思。针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防卫行为,学界的称谓千差万别,主要有无限防卫(权)、特殊防卫(权)、无过当之防卫、预防性正当防卫等。从语言逻辑关系和刑法条文规范表达的角度看,"特殊防卫"的称谓更符合第3款关于防卫限度的特殊规定。第3款内容在实质侧面受正当防卫认识、防卫限度要件的约制,在形式侧面符合规范用语的体系表达,不是第1、2款内容的拟制性规定,而是提示性规定。防卫的权利性质受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范式的影响。在我国弱的权威主义和法律家长主义的影响下,特殊防卫带有明显的义务性质,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论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规则的法律地位——以降低系统风险为出发点

系统风险不仅牵动着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系统运营者和系统成员的利益,更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安全与金融竞争力。就降低系统风险而言,资金划拨系统规则发挥着主导作用,立法应承认并鼓励系统规则的制度创新。我国大额电子资金划拨立法应该借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编和《国际贷记划拨示范法》的做法,明确系统规则的法律地位。     

浅谈电子档案(文件)的法律地位

随着办公自动化的快速发展和政府上网工程的普遍实施,电子文件大量产生,加快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电子档案(文件)具有许多特性,导致它的法律地位至今悬而未决,本文对电子档案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对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基于B/S的机房动力和环境监控模拟实验系统

探讨基于B/S结构的网络化模拟实验室的构建,并以机房动力和环境监控系统为实验对象,用网际组态软件W ebAccess实现集数据采集、视频监控、安防消防等综合模拟实验平台的开发。     

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     

论网络版权中的法定许可

对于网络版权的权利限制,学界的论述较多地集中于合理使用情形,而对法定许可的关注较少。应该说,在网络版权制度中确立法定许可规则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不可盲目扩大法定许可的范围。对于网络远程教育中编制使用的教科书课件,应建立适当的法定许可制度;对于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作品转载摘编行为,应尽量排除法定许可;对于公益性图书馆等公益机构,要防止其利用法定许可制度谋取公共利益以外的私利。     

风险投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博弈分析

目的/意义受托管理机构的寻租行为会导致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投资运作偏离预定的政策性目标,完善对受托管理机构的激励监督机制, 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对于确保引导基金投资运作的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设计/方法引入监督成本和惩罚函数,并将其植入Holmstrom-Milgrom线性契约激励模型,构建了一个针对受托管理机构寻租行为的激励监督模型。结论/发现最优激励水平和监督力度一方面受政府与引导基金自身特点的影响,包括政府的监督成本、惩罚力度和引导基金所处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与受托管理机构的履约成本、寻租成本和风险偏好有关。政府应在综合考虑这些参数的影响的基础上制定激励监督策略。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单独采用激励或监督策略并不能取得最优的治理效果,只有将两种策略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寻租行为,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政府收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