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刑法中强奸罪立法之新趋向及借鉴

受女权运动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影响,人们对强奸罪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变,反映在域外立法中就是:调整强奸罪的归属,取消强奸罪的主体与对象的性别限制,扩大强奸罪的行为方式以及肯定婚内强奸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立法不仅滞后于时代,而且也不利于真正保护公民固有的性自主权。因此,笔者有必要借鉴域外强奸罪的立法范例,以完善我国相关之规定。     

基于熵值法的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以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为例

贸易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文章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出发,提出由贸易升级指数、贸易稳定指数和贸易环保指数构成的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再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浙江省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结果表明浙江省2002-2004年实证研究结果符合该时期的实际情况,表明该指数和评价方法是科学合理的。     

欧盟《数据治理法》中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欧盟《数据治理法》规定了公共部门机构、共享服务提供商、数据利他组织和欧洲数据创新委员会等共享主体机制,旨在推进欧盟数据的有效共享和开发利用。就实际意义而言,欧盟数据共享主体能够促进数据的重复利用、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社会组织利他共享等,但是现存问题也值得深思。在我国《数据安全法》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欧盟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可以在政府部门数据开放职责、经营主体数据处理角色、第三方组织数据媒介功能等方面为我国数据共享主体制度的完善提供思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溯寻生根法”

思政课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在思政课内容科学性价值性无可置疑的前提下,思政课内容的呈现方法和诠释方法的改革创新就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关键。根据问题导向的理念原则,思政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必须针对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根据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接受、认同、行动也即知、信、行问题,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思政课教学的溯寻生根法,具体包括理论溯根法、意志寻根法、现实生根法,以求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体系。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机制

在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对商业秘密的内涵存在误读,对情节严重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合规企业的出罪规定有失偏颇。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法秩序统一原理的不当解读及对法益保护的不当把握。处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应以部门法从属性原则和复合法益为指导,在不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不属于商业秘密的情形及归属于反向工程的情形予以出罪;在仅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案件和已具备合规条件的企业予以出罪。     

论我国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构建——基于对日本立法和实践的考察

完善核损害赔偿程序机制是我国核领域立法需考虑的重要课题。核损害赔偿案件通常具有损害范围大、损害持续时间长、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具备高效性、专业性、成本可接受性、公正性与权威性等性能。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建立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可建立由国家核安全局主导的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该机制应从调解机构的组织定位与职能配置、人员构成、调解程序与费用安排等方面进行设计,以保障其解决核损害赔偿纠纷的能力、效率和成本优势;应定位于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与司法机制的有效衔接来增强其调解的效力,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充分救济的机会。     

目录抽样调查方法研究

目录抽样是适用于高度偏斜总体调查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将抽样调查与全面调查结合起来应用 ,在我国及世界抽样调查工作中的应用逐渐推广。本文就目录抽样的关键问题———临界点的确定和抽样部分样本容量的确定进行了研究 ,在综述现有临界点的确定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方法 ,并给出了抽样部分样本容量的确定方法。     

基于组合赋权法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为了应对工业4.0带来的挑战,新兴企业应当重点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因此采用综合方法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尤为重要.在复杂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中,需要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文章首先从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实施能力和创新产出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结合主客观赋权法评价的优点,采用组合赋权法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最后通过算例说明了组合赋权评价法的有效性.     

格式条款规制标准研究

目的/意义 平台经营者掌握着优势的规制权力,且可能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排他、歧视和剥削等不合理限制交易的行为,直接损害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阻碍平台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迫切需要法律规制。 设计/方法 通过对《电子商务法》实施前的法律规制体系梳理,可知平台经营者不合理限制交易的格式条款规制和竞争法规制兼存在漏洞。一方面,提示说明义务弱化、公平原则适用困难、平台规则备案审查作用有限,使格式条款规制体系无力应对;另一方面,不合理限制交易行为难以被《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体系完全覆盖。 结论/发现 《电子商务法》第35条通过设置不合理限制交易的“禁止+合理抗辩”条款,专门规定行政法律责任,是对平台经营者不合理限制交易法律规制的发展。《电子商务法》第35条所蕴含的“相对优势地位”“不合理限制”“明显不合理限制”等关键实施要点,有待进一步丰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