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从"二雅"战争诗的纪实性看"宣王中兴"局面的形成

《诗经》"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产生于周宣王时代,反映了当时频繁的征战,歌颂了宣王对外用兵的胜利,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从正义之战、敬德重义、重视良将三个方面不仅可以了解宣王时能够建立强盛武功的原因,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宣王中兴"局面形成的理解。     

“太”、“忒”辨

近代汉语里,程度副词“大、忒、特”的用法有同有异,本文追本溯源,通过比较试图说明其流变及分合并着重阐明“太”与“忒”的不同.     

“太”否定格式的句法结构探析

程度副词“太”的否定格式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主要有“太不VP”和“不太VP”。它们的句法结构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学者们对“不太VP”的句法结构的看法存在差异。通过对其句法结构的比较分析，揭示其内部存在的不对称现象。     

抗战时期张舜徽先生在湖南的学术成就

抗战时期任教湖南蓝田国师的治学经历对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张先生得以站在较高的学术平台,跟众多学者交往,获得了同学术界广泛对话、深化学术见解的机会。在蓝田,张先生遍览群籍,结撰名作,积累材料,制定计划,立下了一生治学之规模。张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与该时期在湖南的治学经历密不可分。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诠释面向——以《周易外传》为中心

乾坤并建是王夫之解易的重要体例,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易学上的鲜明体现。在《周易外传》中,对乾坤并建的诠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对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学进行批判,以突出天地的本体地位和对万物的统领作用;其二,对乾坤所代表的知与能、易与简、纯与杂进行阐发,彰显乾与坤在万物的存在与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乾给万物以存在及其性质,坤给万物以存在之展开与性质发生功效的能量。乾为健,坤为顺;乾始物,坤成物;万物为杂,乾坤为纯,万物在健与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与运行。其三,太极有易以有于易,代表天地总体的太极就体现在万物之中,太极与万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以此拒斥道家的宇宙生成论。     

快速确定台语方言声调的一个词表

声调是台语族语言的重要特征,对于首次接触这些语言的学者来说,声调的确定往往非常棘手,方法不当常常会劳而无功。美国著名语言学家W·J·格德尼在对不同地区台语族语言进行广泛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快速确定声调系统的规律,通过一组词汇可以快速确定台语方言的声调,提高田野调查的效率。     

论清代台阁诗人——陈廷敬——兼及古人做官与做诗的关系

清康熙帝称陈廷敬“姚房比雅韵”,史称陈廷敬为“燕许大手笔”,都以陈氏为“台阁”诗人优秀之选。陈氏一生为做官而做诗,长期处于做官与做诗的矛盾之中,不断地戒诗,又不断地做诗,从而在官越做越大的同时,“诗未因官减”,并不时在“颇觉风流似牧之”的诗人感受中写下优秀的诗篇,使其作为诗人的成就,并高官、理学而三,在清诗中自成一家,尤能于清代台阁诗人中独领风骚。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