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台湾诗歌在 80年代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使得台湾诗歌典范发生了三种变动 ,即 :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 ;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 ;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台湾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呈现了在特殊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 ,即 :台湾诗人对“本体”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 ;他们将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归结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     

古朝鲜文化探源

古朝鲜文化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华古老的汤谷扶桑十日神话,汤谷指朝鲜半岛东南端观日出测日景之地,也是朝鲜一词产生的人文基础。二是颛顼高阳族团文化,颛顼萨满文化、卵生神话与人工改变颅形习俗影响古朝鲜文化。三是殷商文化,殷商先起于东北并影响东北与朝鲜半岛,古辰国是商族海外属地,箕子所以“ 走之朝鲜”正与之有关。     

诗可以爱:论爱情诗兼评<<田秭援爱情诗选>>

由“诗可以怨”推及到“许可以爱”,反映了诗歌心路历程中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之变。诗由最早的民歌肇始到向个人创作的演进,记录了诗的艺术创造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在２０世纪多经磨难,直到最后的二十年,才进入它的勃发时代。在爱情诗 中记述的怨与爱的两种心灵体验的相互漫漫与纠缠,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美的融合。 爱情诗是展现人性美与人情美中美与崇高的最佳文学手段之一。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     

唐代声乐艺术发展水平的历史定位

唐代音乐的发展对歌唱技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曲子音乐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隋唐燕乐又有新的发展;立部乐与坐部乐的划分;出现了歌舞戏、说唱音乐。音乐文化的繁荣为声乐艺术提供了发展机遇,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歌手,产生了划时代的声乐技术理论。唐代是我国声乐技艺由远古的蒙昧时期向中古的开发时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声乐艺术的发展为宋以后歌唱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姜白石的词乐与清雅之韵

姜夔不但能作诗词,而且精研乐理,能创作乐曲。他的乐曲既能反映他独特的人品气质、内心情感,又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体现出声情韵律的高度统一。品味姜夔的众多词作,都具有清雅之韵,于婉约、豪放之外,自树一派。姜夔的词作在音阶、调式以及词调旋律、字调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音乐风格与其清雅之韵是一致的。此外,姜夔还善于用名贵的古曲、独特的自制曲来表达他一生中经历的情感的高峰体验。     

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述北魏、北周、唐时期出现的诸多追祖李陵的现象,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讨论中心,从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视角出发,来重新梳理和解析此类深为学界所质疑的追祖现象.本文还结合时代背景,将李陵视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探讨了其在北方游牧人与汉地农耕民接触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