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教学中的品格塑造

古典诗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菁华,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无疑具有开拓文化视野、提升艺术品位的重要功用。在古典诗文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仅逐渐具备了形式体制的审美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还具备以诗鉴史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在对古典诗文的涵咏与感悟中,通过对文本表层下文化底蕴的挖掘与解读,不仅能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完善的人格。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幻新奇及其成因

李贺在他众多的神鬼诗里,描写了许多神仙、鬼怪意象,使诗歌中的意象表现出虚幻新奇的艺术风格;此种虚幻新奇意象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他对屈原以至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艺术经验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和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心态密不可分。     

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

通过对唐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以确定唐代行业技术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步,从而生发出唐后期奠基于文化繁荣基础上的新经济成长方式。科技启蒙教育、科技实科学校、科技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及创新精神指归,构成了唐代科学文化的独特内涵。科学史研究者就唐代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认为唐代科技的创新与持续发展已使古代科技达到成熟阶段,对唐代科技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唐代的人文主义氛围是浓厚的,而其不乏科学文化氛围也是可以肯定的。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螭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成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李百药、杨师道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文章在贞观诗人中选了李百药、杨师道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李百药是“名臣之子”、“四海名流”,作诗“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杨师道是皇亲,“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在政治上二人都曾得到太宗重用,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的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     

浅析雨森芳洲的民族风俗语言观

江户时代,在多种语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东亚三国之间形成了类似的文化认同和思想倾向,但是建立在"言语差而风俗殊"的多元文化框架之上,难免出现与之相伴随着的文化摩擦和冲突。由此呈现出脱离传统汉字文化圈,转而全面地肯定本民族之"风"的局面。通过分析雨森芳洲的风俗语言差异,反思东亚三国语言文化交流史,将会给人们留下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学术思考。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

对于顾炎武的离析唐韵,一般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唐韵正》中,而且其研究者多对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得失进行评判。本文认为顾炎武首先是以《诗经》用韵为基础来离析唐韵,再在《唐韵正》中扩大离析范围,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和手段,来离析唐韵。认真总结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古音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顾炎武的古音学成就以及研究古音学有重要意义。     

唐诗“老菜子”典故探析

老莱子是先秦的道家学者,汉代的“老莱子”故事衍生两个支流：一,老莱子是古代楚国的隐士;二,老莱子是“戏彩娱亲”的儒家孝子。唐前诗歌的“老莱子”典故都用隐士含义,唐诗的“老莱子”典故大多数用孝子含义。这一现象彰显了唐人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与推崇：唐人借此典表达对归家省亲的渴望之情;表达“忠先于孝”和“忠孝两全”的忠孝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