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P.2979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对P.2979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P.2979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贞观之治"的人文意蕴

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将"仁政"、"德治"的思想在具体行政过程中运用,并演化为新的具有人文意蕴的"合和"思想,开创了贞观时期君民、君臣和华夷之间和谐相处的政治局面,确立了合同文化的基调,使"贞观之治"蕴含着浓郁的传统人文精神.     

唐代咏侠诗研究综述

关于唐代咏侠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清到热闹、由个案到整体的发展过程。本文将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按历史线索进行了描述和概括,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报刊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专著;又按研究方法分成个案研究、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和学位论文(综合研究),指出了已取得的成绩、尚存在的问题和可拓展的空间。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使得女性体育活动也得到新的发展,那些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女性在体育游乐中释放郁闷消闲健体,以求身心的自由解放。举凡蹴鞠、马球、驴鞠、步打、射箭、围棋、舞蹈等适合女性开展的体育活动在宫女中得以流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性自由奔放、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乃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一隅。     

《艺文类聚》编撰人员考辨

传统观点认为,《艺文类聚》是"欧阳询撰"或"欧阳询等撰",这种看法源自《艺文类聚》的书前署名和《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而这样的记载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往往突出了欧阳询,却遮蔽了其他起过重要作用的编撰人员。在短时间内编成一部体例较为完善的大型类书,一定是多人分工主导编撰而成。史书上记载的六位编撰人员均具有良好的资质,且其中四位留下了主导编撰的痕迹。欧阳询、陈叔达、裴矩和袁朗是《艺文类聚》实际上的领修人。     

一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史文献——唐代陈鸿《庐州同食馆记》笺说

陈鸿是中唐时期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和作家。其《庐州同食馆记》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史文献。首先,它提供了一组合肥的地方史知识,如唐朝时合肥的城池、庐州的“郡道”以及“郡米”的漕运情况,尤其是关于“同食馆”的记载非常珍贵;其次,它反映了中唐社会藩镇跋扈、作乱及其对合肥的重大影响。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