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省亲现象与省亲制度

唐代特殊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包括官员省亲、士子省亲、僧人省亲等。官员省亲是实现官员"忠孝两全"的道德理想和国家"以孝治国"的有效途径;科考赴举、落第、擢第省亲体现士子获得鼓励、安慰或扬名显亲的心理;僧人省亲现象在初盛唐具有争议到中晚唐为社会普遍接受。更具社会伦理意义的官员省亲受国家政治制度约束,包括省亲假及其时限、请假程序、省亲赏赐等。     

试论唐代朝廷对官员经商所采取的对策

唐代官员经商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有效统治。因而,唐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官员经商问题。其具体举措有：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禁止官吏家属或其部人经商。但其收效却微乎其微。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使之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灾后安置社区“弄堂会”模式下优势视角的社工介入——以都江堰市居民安置社区“勤俭人家”为例

“5·12”汶川地震灾区安置工作全面展开。根据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等地区的经验,社会工作作为以服务困难群体为天职的专业,在长期的灾后重建中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以都江堰勤俭人家安置社区自我管理“弄堂会”的开展为例,来分析上海社工首批队员对震后安置社区的介入过程,期望为今后安置社区的社工介入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的品说方式

清代词学理论批评的品说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喻象化品评方式,二是整体性诗化品说方式。上述两种类型所勾画出的线索,共同建构了我国古典词学理论批评品说方式的主体骨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

以刑罚的适用而论,高丽和唐两朝的重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这些差异的形成首先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因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其次,和两国的权力格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关;第三,还和两国的社会结构与身份制度有关;第四,和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     

台湾新世代诗歌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20世纪,台湾诗坛经过50至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70年代开始转型,书写"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潮.台湾新世代诗人感应时代变化,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宣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葡萄园"和"笠"诗社奠定了当代台湾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那么"龙族"、"主流"、"大地"、"草根"、"诗潮"和"阳光小集"等新世代诗社则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发展与成熟,并预示着新世代诗人将在80年代成为台湾诗坛的主体力量.     

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

群体研究具有个体研究不能取代的优点。晚唐五代诗格独特的著作群体对这一时期诗格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者身份的角度看,僧人是这一著作群体的主体,晚唐五代诗格显然受到佛教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从著者诗风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多为苦吟诗人,作诗重推敲重磨炼,受其影响,晚唐五代诗格论诗也以句法、磨炼为中心。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沈德潜与“格调”说辨析

尽管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沈德潜诗歌思想常常被不言而喻地定位为“格调”说,但从其对自己诗歌思想的描述,对“格”、“调”,以及“格调”等概念的使用,对诗歌“复古”“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所谓其言有物也”,而非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强调,以及对明诗的价值判断等方面看,沈德潜与“格调”说实有巨大差异。沈德潜对明诗,对明代的“格调”,所持乃反思态度,而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