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陶行知生活德育思想摭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影响广泛,他倡导的“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和“教学做合一”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他的德育思想脱胎于生活教育思想,对当前复杂的德育工作环境,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陶铸调查研究的特色

陶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陶铸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调查研究的立场坚持以人为本;调查研究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坚持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作风坚持艰苦朴素。陶铸调查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和作风永远值得全体共产党人学习。     

论方东树的陶诗研究

方东树的陶诗研究在陶渊明诗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前人旧说,指出陶诗兼综儒道的特点,却认为失之于庄老;结合情、景、理对陶诗创作手法的分析,也丰富了前人对陶诗创作特点的认识。他把陶诗风格的自然平淡改为自然清深,是对前人见解的进一步发展。对陶诗用意和用笔特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较前人研究更为具体翔实。体现了其诗学思想中的儒学道统观念及以"义理"为本位的诗学旨趣。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言论报国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以胡适与《竞业旬报》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气"。     

漂洋过海之“道”——《道德经》两个译本片段比较

最近一百多年以来,《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一直不断推出。由于其时空的巨大跨越,不同英译本都有着各自的特色与缺陷。选取了两个时代不同、风格迥异的英文译本,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对比分析,以期更清楚地理清不同译本的可取之处,从而推动译本的引介及研究。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