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

孟浩然一生都保持着对陶渊明的敬慕之念,但是,其敬慕态度以应试不第为分界线有前后不同的明显变化。前期,他往往把自己比作陶渊明,纯粹地表达出对陶渊明的亲密感情,以及在陶渊明式的世界中生活的怡然之情。但应试不第后,隐居故乡的生活没有了过去舒适、愉快的感觉。他明确知道了田园生活并不是自己的本怀。后期的孟浩然,在求仕的欲念与甘于隐居之间强烈动摇。为摆脱求仕不能的苦恼,他憧憬陶渊明的世界,但此世界不再是前期把自己比作陶渊明那般亲密的世界。     

风云与阴影——“捕风捉影”说

借用身边的自然事物以喻指深刻哲理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风云"与"阴影"便是这样一组哲学语素。首先,这飘忽绵延、变幻不定的"风云"和其色晦深、幽湛难尽的"阴影",表征着"道"的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这乃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情境。面对这个基本情境,人类通过揳入"节气时间"、"方位空间"、"五行"、"天干地支",乃至"数"及"数学方法"等相关元素来"捕风捉影",从而在这"不确定"中找"确定",更详尽地认知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以便能更好地生存。就此而言,这种"捕风捉影"的方法体现了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的积极主动性。但另一方面,这"捕风捉影"也体现了人类在具有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的"道"面前的有限性,提示我们在"捕风捉影"时应当时刻保持一种谦逊、谨慎的态度。     

论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逻辑、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等六点。     

先秦散文学的本体探索

尽管先秦时期还没有明晰的散文意识,与此相应,也没有明确的散文本体探索,然而,先秦诸子对于文质、言意与道的思索都具有本体的意味。文质概念的提出,质与文的对立、相通、表里关系的感知,都表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已经从一元走向了二元,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本体探索的开始,散文学、文学的本体探索自然也是从此发展而来。言意论将这种思索聚集到言辞身上,与散文的本体探索更为逼近。言中有意,言为意表,言由意发,是对言辞本体的基本认识,也为散文学的本体探索打开了关键的大门。道的思索则为散文学的本体思考预设了方向,准备了空间。散文学一旦开始本体思考,它就不能不被"道"的巨大能量所吸引,不能不向"道"靠近。     

妙——似道之象

“妙”是道家文化精神的产物。“妙”的事物或空灵、或玄远、或精微，其感性形式总与道的某些特征相似。因而，所谓“妙”，应该就是一种似道之象。     

论韩国的第一首"和陶辞"——兼及李仁老对陶渊明形象的解读

李仁老对陶渊明形象的解读呈现由误读到理解再到成熟和深化这样一个基本的轨迹.最终在他的笔下陶渊明被解读为能够引起或激发其情感和想象力的人物,即体现人格完美与个体意志自足的高洁儒雅的归隐形象.尽管带有一定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倾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儒家伦理本位精神的阐释.其代表作<和归去来辞>对韩国文坛有着深刻的影响,追随之作竟多达400余篇.     

崔致远与陶渊明的诗歌意象世界——两位孤独诗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诗人崔致远与陶渊明生活在不同时代、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在他们各自所构筑的诗歌意象世界中进行着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他们诗中的"羁栖"、"归去","家园"、"悠闲"和"孤独"意象是跨跃时空的共鸣。     

陶渊明散文的性情本色及艺术风貌

陶渊明的散文以“自况”的方式对人生的体认,表现了自我内心安贫乐道以及面临贫困的躁动不安,从而演化为憧憬乘化应运或桃花源式的生活。在这样的过程中,他的散文重“适性”,情感的平和与涌动都是“适性”的自然结果,并因之形成自我散文雅、丽、淡的多元审美格局。但他散文最根本的审美品质是“真淳”,这与他在崇尚个性自由时受孔子安贫乐道和庄子顺应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相关联。     

渊明隐逸 诗意地栖居

渊明隐遁，古来多评，仁者见仁，异见迭出。文章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切入，倒也新鲜。     

石涛的“修行绘画”

石涛晚年作为"文人职业画家",在绘画理论与现实抉择上都体证了绘画的自主性。处身于明末清初"异业同道"所呈现的多元认同中,绘画不再只是文人抒情遣怀的余兴节目,而是与道德、事业并列,因其不同文化型态,展现"道"的全体。石涛自觉"书画非小道"、"笔墨资真性",视绘画"创作"为"超凡成圣"的修行,乃是即画业以成学,进而即画业以成圣。呼应于王龙溪"即业以成学"的思想,石涛的"修行绘画"是鲜明而深刻的实践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