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中的"器物"与"道理"

文章对日常所见的"器物"与"道理"作诠释,认为中国哲学中说的"器物"与"道理"是统一的,即道在器中、理寓物内.因为这样,所以哲学家们可以以器喻道、藉物明理;反过来也可以制器证道、设物明理.而之所以能这样,在于古代哲学家有着万物一体、物我同道的思想,诸如这些,都表现出与西方哲学所不一样的特征,应引起关注.     

论译者的主体性——以Crowley的《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本文试从译者的主体性角度,通过对中国先秦老子《道德经》的AleisterCrowley英译本的讨论。     

从《道德经》的语言模糊现象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

语言模糊现象是《道德经》的特征之一,它主要包括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通假字的使用、一词多义和句法模糊上。本文拟从语音模糊、词义模糊和句法模糊三个角度分析不同译者翻译《道德经》的模糊语言时采用的翻译策略。     

生命的困境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 (“命”)的超越 ,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 (“逍遥”)。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情欲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 ,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法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详细考察了法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游记《漫游随录》中以细腻、生动而又深刻的文笔记载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法国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国人了解法国大有帮助。在普法战争爆发、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时刻,他及时撰写了《普法战纪》、《重订法国志略》报道战况,介绍法国普鲁士的历史地理情况,开阔国人的视野,为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对当时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承袭了前人对法国的—些看法,但是,由于他有游历法国的亲身经历和编纂法国志的经验,所以,他又极大地发展、推动当时国人对于法国的认识。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宋代的味论诗学与苏轼的诗味追求

味论诗学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是宋代以味论艺总倾向的一部分。苏轼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努力追求诗味,创作出了组诗杰作《和陶诗》。严羽、张戒等人对味论诗学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论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活的灵魂”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是人们所熟知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为后人留存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知行并进、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是他们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职教思想“活的灵魂”,对当代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石涛“一画论”审美思想探源

石涛的“一画论”美学体系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画论”美学体系散发出浓厚的佛学思想,也可以说,强调顿悟、直觉的禅宗思潮对于石涛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这进而孕育了他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