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回观历史 辨识经验 寻找变的力量 ——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为了促进改变.从产生至今,行动研究已经发展出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三种主要流派.台湾辅仁大学夏林清教授在台湾实践和推动的行动研究,是在其导师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n)《反映的实践者》的基础上,转承了实践取向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学派,并在台湾30多年的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而活化了行动研究,它对“改变”尤其具有深刻的解释.夏林清教授强调一个行动者的行动研究应该根植于自己的历史和情景脉络中,承接历史和前人的资粮,从中寻找改变的方向和行动的动力.强调他山之石只有立基于自己的历史和实践才能发挥作用.     

在传统与后现代语境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评刘纲纪美学思想及石长平《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研究》

石长平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研究》是关于刘纲纪美学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不仅揭示了刘纲纪美学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超越认识论美学而走向实践本体论美学．而且表明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前提条件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非认识论倾向以及“后现代实践转向”的思想成果。刘纲纪的美学研究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

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文学翻译、文化翻译到翻译的文化研究的嬗变,其文学翻译思想包含了文学翻译的诗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将文学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诗学精神。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指称一类包含了很强理论内容、探究元语言、元历史和文本本身意义的小说,其中的史学性叙述是文学和历史哲学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相结合的产物。本文探讨二者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期望得出史学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转向

西方文学诠释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转向,文学批评对文本理解和意义追寻的行动乃是造成诠释学领域作者、文本和读者间关系变动不居的原因所在。所发生的从传统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变,实则是文本意义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流变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家利科的诠释学思想,则为文学批评基于文本与存在的关联走向读者的自我理解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可能性空间。     

从制度性底层到结构性底层——由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思考中国底层群体管理问题

美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往的社会分层概念体系所不能准确把握的一类群体,即底层群体,他们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主流社会的就业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相断裂。威尔逊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特征,将聚居区底层群体的形成归因为经济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转型,颠覆了制度性底层的传统观点,并提出通过形成政治联盟,制定普遍性政策,运用隐秘议程的政治策略建构对底层群体有效的管理机制。本文在借鉴威尔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孙立平的“断裂”论,探析中国底层管理问题。     

翻译研究范畴、本体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对“回归”、“转向”的思考

“回归”派对“转向”的批评,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忘“本”．另一方面却又借口翻译学边界的确定将外部研究排斥于翻译学之外。本体研究与外部研究均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两者是互补关系．没有主次之分;研究热点、重点是有阶段性的;翻译学的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为翻译学画地为牢、修墙筑垒并不利于它的繁荣与发展。各派各说应该互相包容;对各种翻译研究范式的正确态度是：恋旧但不要守旧．求新但不应该喜新厌旧。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伦理回归

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其语际、人际以及跨文化的间性特质内在地赋予其伦理的维度并呼唤伦理层面的思考。文章在分析翻译伦理的源起与流变的同时,对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所应遵循的伦理范式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论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的发展

汉晋之际是道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东汉后期为第一阶段,是道家思想挣脱压抑,走向复兴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正始年间,是《老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魏末西晋之时,是《庄子》学说大发展的时期;第四阶段是东晋时期,道家思想进一步走进宗教和社会生活,为道教的成熟提供理论基础,为佛教的中国化提供契合之点,在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美学、庄园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