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

朱子的《诗经》学诠释思想,体现了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特征。朱子以义理诠释《诗经》,强调它的劝惩教人作用,反对无根据的穿凿,对《诗经》作了符合经之本意的道德诠释,认为《诗》的道德教化作用来自于《诗》中所具有的义理。朱子还针对宋代《诗》学同异纷纭、争立门户而造成宋代《诗》学混乱的现象,提出要删除《诗序》,绝"以《序》解《诗》"之弊端,强调"以《诗》说《诗》",以防在解《诗》时籍阐发义理而离开《诗》之本义走的太远。     

《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的人格成长——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解读阿米尔的三重人格

小说《追风筝的人》描写的是主人公阿米尔为了年少时犯下的错误,寻找自我救赎的历程。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人格结构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分析,从而更好的掌握人物性格的成长和蜕变。本文试图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探寻主人公阿米尔年少时自我迷失的原因,以及他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形成强大的自我,完成自我救赎的动力所在。     

《灶神之妻》中的东方女性形象--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解读

《灶神之妻》是谭恩美继《喜福会》之后的成名之作,描写女主人翁温妮在中国的不幸婚姻所带来的磨难和艰辛,以及离开故土来到美国后因文化差异与女儿之间的隔阂。可以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小说主人翁温妮的神话原型和人格面具,探讨东方女性身上所共有的善良、勤劳、忍让、宽容、坚强的美丽品质,为东方女性树立良好的形象。     

试论《水浒传》中的文人信仰模式--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结缘说起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论《论语》中的乐思想

《论语》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lè)思想,尽管古代的经学家与现代《论语》学者都作出过自己的注解或论述,但是很少有人从文献本身针对孔子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进行梳理和论证。通过对文本的统计分析、整理,梳理出孔子乐思想包括仁者之乐、君子之乐、学习之乐、朋友之乐、山水之乐、音乐之乐等六大体系。孔子乐思想的实质是"仁者之乐",其他五种乐是仁者之乐在人生中的五个重要方面的具体落实。     

人间炼狱中的渡人圣者——论《萨勒姆女巫》中悲剧英雄的蜕变历程

《萨勒姆女巫》是一部因个人过失在无序的世界中丧失身份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道德升华、完成救赎的平民悲剧。米勒开拓性地塑造了一位平民悲剧英雄并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悲剧精神,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和心灵净化之感。该剧专注于社会改造和道德净化,力图为陷于生存困境之人提供道德启谕。笔者在总结米勒独特悲剧观的基础上从荣格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分析该剧主人公向悲剧英雄蜕变的心路历程,阐释该剧现代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怀,挖掘其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主旨。     

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理论的互动——论《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将新古典主义与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题材相结合,运用"非个性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理论、意象、象征等手法展现出现代人空虚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是艾略特批评理论的文本示范。通过该诗对艾略特理论和诗歌文本进行同步分析,为艾略特研究提供一个较新的视角。     

新文化先驱者孤绝心境的象征--论《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表现法的运用及其意义

现代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与其说是“第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不如说是象征主义小说的发端。它主要借重象征主义表现法,使“狂人”的感觉能力得以升华,乃至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惊世之问,表征了新文化先驱不无孤绝地反传统的心境。而就小说的创作方法、属性问题的去讹存真,恰可揭示鲁迅审美视野的开阔,以及勉力集合诸种创作方法张力的用心。     

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英国学者怀特和纽琳最近揭示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共同体意识,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有失偏颇：纽琳只偏重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这一角度,而怀特则把个人和共同体看作对立的概念,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缺乏洞察。事实上,华氏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因此我们的相关研究也应该在较为宽广的语境中展开。虽然华氏并没有用过“情感结构”这一术语,但是他的有关思考跟发明这一术语的威廉斯可谓不谋而合：在威氏那里,情感结构意味着一种“深度共同体”,而只有在这深度共同体中,“沟通才成为可能”;华氏在想象共同体时所关注的也恰恰是怎样使上述沟通成为可能,因而他心目中的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深度共同体。华氏的诗歌还让人想起艾略特。后者直接把共同体的命运跟对待死者等陌生人的态度联系在了一起,而华氏早于艾氏一百多年就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而且给予了诗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