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学前教育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学前教育建设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提供保障措施、建立精简高效的组织架构、注重保教队伍的建设、关爱幼儿的身体健康、开展科学的教育教学工作。重现边区学前教育活动，探寻其成功经验，继承与发扬红色教育精神，对新时期幼儿的培养与培育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三不要地”到国家口岸:广西边民互市传统的自反性延续

广西防城峒中口岸曾经是被称为"三不要地"的断裂地带,现在已开始建设国家一类口岸,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单向权力主导,而是边民互市意志形塑的结果。这种互市传统看似背离了历代王朝主观的治边策略,却暗含着与世界的长久联系,呈现出边疆特有的自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边疆发展的内在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始终遵循以边民利益最优化为原则。     

试论《贵妇的画像》中伊莎贝尔的成长

《贵妇的画像》是19世纪末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杰作之一,同时也是其创作早期代表作,是美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部作品结构严谨、内涵丰富,以精巧的笔触对女性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本文通过《贵妇的画像》这本小说,对主人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成长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东剧变中的阿尔及利亚政局透视

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多国发生了政权更迭,阿尔及利亚一度爆发群众游行示威,但目前阿尔及利亚政局基本稳定,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的长期动荡释放了民众的不满;二是布特弗利卡执政联盟仍具有较强的政治实力;三是国内的两个主要反对派因其各自的缺陷,难以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四是现政权与美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然而,由于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尚在发展中,随着新因素的加入,阿尔及利亚的政局仍存在变数。     

上海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发展思考

上海家庭教育既表现出典型的现代化趋势，也存在不符合现代家庭教育发展理念的若干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庭治理模式向现代民主型模式转变，但部分家长的教养态度依然不够民主；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关注与孩子的心理需求存在较大偏差。父母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孩子最希望父母关注他们的内心想法；亲子活动较少，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意向不强，网络聊天对孩子的影响对亲子沟通方式提出了挑战。建议通过重新认识家庭教育的独特作用与功能定位；提高家庭教育的文化含量，建设和谐文化；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满足多样化的家庭教育需求；加强平台建设，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合力育人机制等方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多元的群体 偏离的印象——对中国“90后”社会特征的解析

"90后"群体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为纵线,以影响"90后"群体的主要心理因素为横线,从社会化进程、教育化选择、网络化生活以及同一性承诺等四个方面对"90后"群体的多元可能和形成过程进行解析发现:"90后"的天生多元促成了其群体多元的真正实现:"90后"教育选择的多样性加剧了其多元的可能性;"90后"的网络化生存(工作)能力提供了其多元的现实工具;"90后"的自我意识中心反映了其较早的自我觉醒。因此,面对社会给予"90后"的诸多负面评价与"90后"良好自我认同的差异与偏离,我们需要聆听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战国四公子风范及其性格探微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政局动荡。为了达到强大自己并统一天下的目的，各诸侯国对人才的需要极度膨胀，而这一时期，以好客喜士而闻名的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为其所处诸侯国的人才储备与供应做了巨大贡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四公子的行径描述详细。在这里，分别从“四公子何以进入《史记》”“四公子之好客”“四公子之疏误…‘从生活环境窥探四公子的性格”和“太史公笔下的四公子”等方面浅显解析战国四公子之异同。     

伊拉克战争以来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

伊战前中伊两国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往。伊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倡导的伊拉克重建，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俄国、阿拉伯国家合作，与伊拉克新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国公司也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与战前相比，中伊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能源合作的地位上升，中国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从一般制造业和建筑承包转向能源和高层次的制造业。中国对伊拉克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合作对于伊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保证了中国在伊的权益，在2014年6月以来伊拉克的动荡中，中国和伊拉克共同努力妥善保障了中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