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ing for Food: The Mexican Myths of ‘La Llorona’ and ‘The Hungry Woman’ in Cherríe L. Moraga

The Mexican legend of ‘La Llorona’ (‘The Weeping Woman’), who drowned her children out of revenge for being abandoned by her lover, and the Aztec creation myth of ‘The Hungry Woman’ — crying constantly for food, with mouths all around her body — have inspired Chicana writers i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own yearning, be it sexual, identity-building, or anti-patriarchal. This essay seeks to lay the mythical groundwork within this topic, as well as to illustrate with some particular examples the different reappropriations of these myths in Cherríe L. Moraga, mainly in her play The Hungry Woman: A Mexican Medea (2001). With a view to opening up a past ‘that can provide a kind of road map to our future’ (: ix), these examples of transgressive women will be deprived of the feminine colonial passivity imbued by the dominant male discourse, and analysed as a complex, active, polyvalent mythological female corpus that integrates both life and death, womb and grave. This hybrid approach is inherent to the Aztec mythology on which Moraga relies in order to transcend Manichaeistic resolutions and prob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gender reasons leading a hungry mother to commit infanticide.     

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国民党的独裁、腐朽统治,加速该社团倾向革命;挖掘江淮人讲义气的性格特质,顺利实现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动员江淮同乡会,并不是肯定同乡组织及青帮;解放后,这类组织被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尝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源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行业效应还是企业效应?",通过对2002-200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衡量了行业、企业、年份的主效应以及年份与行业的交互效应对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1)服务业有较强的成长能力,可能会有一轮新的资本规模扩张形势;(2)企业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起着决定性影响,服务企业要获得可持续超常盈利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运用其独特的、无法被模仿的资源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多元化进入更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更不可能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3)与盈利能力不同,年份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仅次于企业效应,这种差异性深刻地揭示出投资者的非理性和资本市场亟待完善。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终极视域与终极本体

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终极视域是一个绝对超越的无限世界,对于终极视域的探讨产生了终极本体即"虚极"、"太极"或"太虚"。终极本体不是从逻辑性、知识论,而是从感应性、感通性的维度实现主体对终极本体的发现。由于感应性、感通性往往具有主体所赋予的价值性规定,所以,终极视域的本体论形态最终表现出价值论的特征。从理论意义看,终极视域的本体论提供了解决有限性视域或经验世界的终极根源问题的根据。     

高校开展港澳区情教育的价值体认及策略

加强内地高校大学生对港澳区情教育消弭两地文化壁垒,舒缓心理认知偏见,促进两地高校交流与合作,理应成为我国国情教育的题中之义。截至目前,内地高校尚未系统将港澳区情教育纳入我国国情教育范畴,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国情教育的滞后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该文就此问题对高校开展港澳区情教育的价值体认和策略进行了探讨。     

中西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比较研究——兼论中国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与西方在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上所持的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应从制度层面上将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外化为法律规范。同时,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和公开性,从而为实现中国司法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提供良好的法制现代化环境。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