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清词·雍乾卷》辑补74首

《全清词·雍乾卷》共收词人近1000家,词作35000多首。然由于清代词籍的复杂性,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诗文集及地方志等,为之补录4家词作74首,以备续编采择之需。     

义和团的神灵观

义和团所请神灵多来自传统戏文小说,此种选神方法的便捷之处在于戏曲是舞台艺术,具有可感性,戏中英雄为团众提供了直观模拟的对象。义和团崇拜的戏曲人物有四种系列,分为正统神灵和反叛神灵两大类。关羽、岳飞、杨家将等皆属正神系列,而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等则分别为世俗和神怪反叛式神灵。这些神灵不仅本领非凡,而且富有动感,能直接触及团民的日常生活志趣。团众选神是严酷形势和紧急情况下的行为,因此,其所选择的神灵有人数众多、来路驳杂的特征,但是,此类神灵的反智特性、好战禀赋以及冤屈遭遇,局部意义上反叛了清朝官方和士绅集团拥戴的正神系列,但依然有与正统神灵系列重叠之处。团众选神是时代风云际会促生的产物,反映了晚清至高权力松动状态下意识形态的摇摆状态。     

传承拓展与深化--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一隅

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重要的女作家,其都市小说创作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她们对都市女性生存境遇的刻画、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及共有的怀旧意识三方面比较她们的异同,指出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张爱玲的笔法,并拓展深化了都市小说的内涵,具有深远的意义。     

《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研究特色述略

全面科学的语料观、灵活多样的考释方法、严谨朴实的研究风格,是王《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一书三个方面的研究特色。从研究方法和治学作风上说,此书堪为后学者的楷模。     

民国时期的水灾与社会风险——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以其发灾快、历时长、灾域广、损失重、影响远等特点而难忘于人们的记忆,这场由洪水而带来的灾荒对灾区内外的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冲击,从灾民流移、城市难民综合症、兵灾匪患、疾疫传播这几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局使得灾荒这样一种本来单一的突发事件,却因与时代环境纠葛在一起而变得错综复杂,时局弱化防灾与抗灾能力,天灾加剧社会动荡,秩序失控诱发更大的灾难,最终形成一条天灾人祸恶性循环的风险链。     

民国宁波籍编辑家群体的文化贡献与文化精神

宁波港开埠较早,伴随着“西风东渐”,宁波地域文化基因使得宁波籍文化人在民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兴办报刊、经营书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涌现出一批编辑家:出版奇才张静庐、技术改良之父鲍咸昌、乡贤文献刊刻者张寿镛、诗人出版家邵洵美、为民众喉舌报人金臻庠,等。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创新精神、见利思义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以及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给当代出版人以启迪。     

郑州绿博园园林景观美学探析

郑州绿博园以"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为原则,在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种造景手法,集中了南北园林之经典,是园林创意与工程技艺的融合,具有天然的美学品格,彰显出园林艺术的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的婚约规制与民间习惯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与本土传统法文化的博弈并未结束。传统婚姻观念与习惯,在民间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领地,从而导致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在司法上的冲突。以婚约为标本对此进行法社会学考察,探索二者调适和整合的路径,于当下仍可以为借鉴。     

茶典籍翻译中的互文关联与模因传承——以《荈赋》与《茶经》的翻译为例

互文关联与语言模因的传承相辅相成。在两者的互动中,新的词语表达得以接受并被复制进新文本,促进了语言模因的生衍发展。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其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以晋代诗文《荈赋》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所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致力于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感悟化：《东方的太阳》拓展政治抒情诗的新路径

谭仲池先生的《东方的太阳》,把抒情建立在与客体的心灵对话之上,结构穿梭在“求谒”的且歌且行之中,语言紧贴智性化的生命律动,作品以感悟的方式丰富、拓展了政治抒情诗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