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企业绩效差异源泉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主要源泉是来自行业效应还是企业效应?",通过对2002-200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衡量了行业、企业、年份的主效应以及年份与行业的交互效应对服务企业绩效差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1)服务业有较强的成长能力,可能会有一轮新的资本规模扩张形势;(2)企业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起着决定性影响,服务企业要获得可持续超常盈利能力的根本途径,是运用其独特的、无法被模仿的资源来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多元化进入更有获利能力的产业,更不可能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3)与盈利能力不同,年份效应对服务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的影响仅次于企业效应,这种差异性深刻地揭示出投资者的非理性和资本市场亟待完善。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终极视域与终极本体

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终极视域是一个绝对超越的无限世界,对于终极视域的探讨产生了终极本体即"虚极"、"太极"或"太虚"。终极本体不是从逻辑性、知识论,而是从感应性、感通性的维度实现主体对终极本体的发现。由于感应性、感通性往往具有主体所赋予的价值性规定,所以,终极视域的本体论形态最终表现出价值论的特征。从理论意义看,终极视域的本体论提供了解决有限性视域或经验世界的终极根源问题的根据。     

高校开展港澳区情教育的价值体认及策略

加强内地高校大学生对港澳区情教育消弭两地文化壁垒,舒缓心理认知偏见,促进两地高校交流与合作,理应成为我国国情教育的题中之义。截至目前,内地高校尚未系统将港澳区情教育纳入我国国情教育范畴,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国情教育的滞后性,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该文就此问题对高校开展港澳区情教育的价值体认和策略进行了探讨。     

中西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比较研究——兼论中国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与西方在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上所持的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应从制度层面上将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外化为法律规范。同时,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和公开性,从而为实现中国司法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提供良好的法制现代化环境。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二十四诗品》之典雅、清奇及其与孟浩然诗风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密切。这是有道理的,但相关的具体论证还很不够。笔者以为,《诗品》中的《典雅》《清奇》二品与孟浩然诗风关系尤密。本文即先对《诗品》中《典雅》、《清奇》两品作具体研究,进而对孟氏诗风与此二品的关系作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从而对《诗品》与孟浩然诗风的密切关系予以确证。     

《最蓝的眼睛》的边缘化表述策略

强势文化冲击下的黑人文化流失是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小说边缘化的叙述方式即百纳被的创作手段得到了充分的演绎,让读者在参与拼接的阅读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以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价值取向,只会给黑人带来困惑和错乱;如果放弃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     

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评《被背弃的老祖母》

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凯萨琳·安恩·波特的小说以其细腻的描写、娴熟的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而深受读者、评论家和作家的赞扬和推崇。她的短篇小说《被背弃的老祖母》采用象征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反映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实。本文对作品中的象征手法和意识流手法进行了仔细分析。     

《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以神道观念为切入点

<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二者在相同的表现对象上体现出的审美异趣,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性征.